两个人的私谊，或一个人的体制
——钟品诗歌选集《问题成堆》跋
我的朋友很多，好朋友却不多，我的诗友很多，写好诗的却不多。就算写好诗的好朋友凤毛麟角，钟品也一定是那凤之一毛、麟之一角。
这样的主儿出诗集了，搭上三天时间，跋一下，既是拉开阵式谈谈他的诗、他的人，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欢喜不尽的纸墨朝贺。
一九八零年代最后一年的夏天，不知出于啥子原因，北师大中文系应届毕业生钟品竟跑到坐落在大巴山腹地的一家名曰“长征”的企业端起了自己的铁饭碗。
我们同在一条“夹皮沟”中，他住在海拔更高的一个叫“ 二十六公里”的地方，我住在海拔更低的一个叫“二十一公里”的所在。不用说，傻儿都晓得，我们相距十华里。
我在《四川航天报》当副刊编辑，他在厂团委当专职干事——我们同属一个行业系统。
毕竟二十年了，我已不是很记得我们见面的场景——似在二十六公里一家棚状路边小餐馆，跟钟品一起的还有他的同学张君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见面的因由除了诗歌无他。但钟品却清晰记得当年我们见面喝酒的那个历史时刻。他说我端着海碗粗莽地说喝，张君道闻之胆寒，他对张同学耳语，怕啥子，喝！话音落，酒下肚，真他妈安逸！钟品还记得那酒的价格和牌子，说是其时巴渠地区最好的“绿豆大曲”。这次喝酒更令张君道印象深刻，他说发生地在二十一公里桥头餐馆，凸凹埋单。
那时的钟品矮且肥壮，与小白脸的张君道形成大反差衬对，总之不似常人，一看就是个写诗奇才。我暗忖，这小子写的诗一定跟他这个人一个样：短句式、墩实、猖獗、放浪形骇，可发一噱。
那天，我们喝了个天昏地旋、日落八台山、月上花萼顶。我们聊诗，聊天下大事、文坛小事，他还聊到了他的下铺室友伊沙，以及同学徐江、桑克、侯马、杨葵、黄祖民、叶世祥、冰马、蓝柯等。
那一年，壮怀激烈的诗歌时代尚未走远，诗歌的革命气息尚有余绪犹存。那时成为朋友多么简单！——酒过了，诗过了，也就朋友了。
是朋友了，就常常走动——沿着诗酒的导引，往深处走。
上个月，因出评论札记集《字篓里的词屑》整理旧稿，找到了我为钟品《磨坊主和他的儿子》一诗写的一篇短评《继承传统，回归本土》（载《四川航天报》1991年4月7日）。我请人将这篇一千四百字的短评录成电子版后贴在新浪博上，钟品见了，不禁恍然，动情说，凸凹这个短评竟然是他的作品所获的“处女评”！我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点读感，竟使我成为第一个点评钟品作品的人。
我那时对钟品诗的看法形成了文字，白纸黑字，跑不脱的。钟品那时对我的诗歌的看法是口语式态，至今锁定我的记忆，也没有跑脱。他一改嘻皮笑脸常态，一本正经说，哥们你的诗写得很漂亮，一点问题没有，但就是太像那个什么发表的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说我的诗缺乏鲜明的个性。他暗藏的意思是，瞧，我钟品的诗多么个性！我喜欢他的少年张狂。
钟品毕竟来自诗歌风云际会的铁狮子坟，眼毒，且刁，看的贼准。而我那时正处于在各大报刊疯狂发诗、在各处疯狂参赛获奖阶段。远离中心城镇的我，几乎处于与“第三代诗歌”完全脱节状态，没有加入任何流派圈子，不善串联走动，蛰居“干打垒”中获得的资讯主要来自官方主流报刊和一些过气的书本。由是，这一时期的诗歌，被新锐诗评家胡亮以“加入大众美学合唱”一言以蔽之。
应该说，钟品是第一个切中我诗歌命门的人。从我后来提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体制”到形成独步诗界的“凸凹体”来看，我都应该感谢钟品当年的“破处”之言。
与钟品的认识，前边只是我单方面的记忆。与我的认识，钟品方面付诸于笔下的记忆是：“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在89年9月的一天，由当时基地团委干事宝康（现中国经济时报总编助理）领着去他们两人伙居的宿舍，当时他在《四川航天报》当编辑。还没进屋，就见一满脸络腮胡子的爷们，套着件白色的半袖老头衫、挥着大蒲扇踱了出来，魏平眼睛和嗓门皆贼大贼亮，笑声爽朗，脑门很高有谢顶前兆。那年月，写诗之人都拿自己当回事，我们很客气地随便聊了几句，算是认识了。后来，每次找宝康，几乎都能见到他，几乎每次去的印象都是他摇着大蒲扇在那间简单陈设的陋室中伏案写作。他也开始给我看他的诗稿，并用川话诙谐地讲一些四川诗坛的轶闻趣事，慢慢地我们开始了作为文友之间的交往，我也时不时地给他的报纸写几首诗，他也曾为我的诗作写过赞誉性的评论。通过作品我们彼此认可了对方作为诗人的才质，并进而作为兄弟时常相聚喝酒谈诗，相见甚欢。”
后来，一九九二年秋天吧，钟品粗壮的双脚驮着他那呈方块状的背影离开了大巴山，离开了长征厂。他甩了铁饭碗，去了南边。
我们那时呆的地方叫白沙工农区，地处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四省市交界处，离激流打鸟的小三峡很近，距野人出没的神农架不远。奔跑着麂子、飞翔着鼯鼠的白沙，是我们青春和诗歌的逋逃薮？
又过了五六年，我把他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坐夜》《金水桥上观鱼》《词人柳永》《老式电话》等几首旧诗，以“城市情绪”为题，编入《稀世佳人——中国航天巴蜀诗人十三家》（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12月版）。我已忘了这几首诗是我自己找的，还是向他约稿后他自己从北京寄我的。不见新作，未闻墨香，可想这位老弟已多年未写诗了。
大约是我参加一九九九年“青春诗会”后顺道去北京那次吧，我们先是在黄亭子酒吧与侯马、简宁、杨咏、谢宝康喝，后来又去了别处喝，总之是有些高了。之后，他把我带去了他新装修的家。他把妻子支去了“泰山”那边。那一夜，他睡在沙发上，把他们夫妻专用的阔大而温软的爱床腾给了自己的哥们凸凹。
我们摆了很多龙门阵，虽裹着酒气，却相当肺腑。他告诉我，自离开白沙去广东后，他干了很多事，期货、炒股什么的，后来就折腾到京城，安下了窝。
既然接上了头，去北京，我是一定要骚扰钟品的。后来，我为这事儿还写过一首诗。“下得列车/杨咏老弟就来了/晚上/必是火锅店/与宝康、钟品、黄鉴，一帮旧哥们/海吹，满脸通红/下身也通红/直至大醉/每次上北京/都是这样/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这是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写的。四五年后我续写道：“现在不一样啦/在小肥羊火锅店/请我喝酒/他们几乎滴酒不沾/他们全都开着车来了”。这首由两个时段组合的名叫《赞美：唇上的北京》的诗收入在我的诗集《桃花的隐约部分》中。中国有一万个人赞美心中的北京，而我体认的北京仅仅是几个哥们带给我的舒服。他们离我比北京近，更能令我上心啊。
白沙拼酒、北京腾铺、诗上破处——哪有比这更哥们的行为呢？
还有，哥们是可以乱来都没事的。这个钟品，当他得知重庆出版社推出了我儿子写的一本书并卖得很火后，竟在博上撰文拿我们两爷子“开涮”了一盘。对此，我非但不觖望，反把他的大作《我和〈炮轰超女〉作者、作者他爹不得不说的故事》下载下来，一字不漏交给《时代作家》发表了出来。还是这个钟品，屁都没放一个，悄悄咪咪就把我的诗集名《大师出没的地方》拿去做了他写北师大教授的文章名。
还有，哥们就是随心恣意飙扬对方而不用向对方言语的。以下是钟品二零零八年博上的文字：“严格来说，目前的地震诗大部分都不是诗，至少不是好诗。善良一些，我愿意理解为抗震救灾需要的投枪匕首、活报剧或者心灵鸡汤；恶毒一些，空前‘繁荣’的景象恰恰说明诗歌已经沦落为特殊时期社会的‘慰安妇’，而不是日常优雅生活的精神伴侣。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我的朋友凸凹、伊沙就写出了不少好诗，而不仅仅是地震诗。”这是上半年博的。下半年博的是：“凸凹，鸟枪换炮，前些年的奥拓换了如今的尼桑。我想说的是，他的诗更是鸟枪换炮。这是一个有大师情结的家伙，近五年时间，我眼睁睁看着他用诗歌本身而不是别的，一步步靠近、且在事实上坐在那个可以称之为大师的椅子上了——尽管他自己可能还不敢承认。”好哥们的好，竟可以好到不要底线，好到让你脸红不安又真他妈受用！
再后来就到了二零零六年春天。我向他约一首“桃花诗”，很快他就发给了我。一看成诗日期，就知是对症下药专门写的——这令我很兴奋，搁笔撂诗十四年的钟品，又写分行文字了！于是，那本荟萃了古今中外优秀桃花诗的选本《桃花诗三百首》中便出现了钟品的名字和一首叫《桃花囚记》的诗。
至此长江涨水、黄河决堤，钟品一发不可收，近两三年来，诗歌写了一大沓，占了《问题成堆》这本集子的半数以上。
《问题成堆》以时空为界阈，由京城时代、大巴山时代和铁狮子坟时代三大块构成。
综观钟品一九八七至二零零八这二十一年间创作的诗作，我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属于“一个人的体制”。
我们之间的私谊，是我们共生的，这是我们的公共苹果。但是，我们的诗歌，却又是那么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反向而行的。我们在一个向度上反向，在另一个向度上却又是同向：我们用各各不同、完全迥异的刀锋身形，求得了同一的归宿——“一个人的体制”。我们是好朋友，但不是一个体制——我们各有各的体制：我们都有自个儿的体制。“还是制订自己吧：刀的主张，一个人的宪法——/甚至，从刀到刀，废黜一切：/实词、虚词、逻辑、秩序……”（凸凹《一个人的体制，或无柄之刀》）。在此说句题外话，最先认识到“一个人的体制”价值并诉诸笔端的，是象牙塔里的教授赵思运和民间思想随笔作家蒋蓝。
在万众一心讴歌鸟巢和宣讲计划生育的时代，钟品说“干吗要戴套套儿/譬如鸟巢里的开幕式/现场看/与电视里看/是两码事”（《感觉问题》）。在尊重领袖与敬畏伦理的教育范式下，钟品说“金日成/Fucked Jin/这是过去完成时//金正日/Fucking Jin/是现在进行时”（《时态问题》）。在全世界一片义正词严的打匪嚣议中，钟品说“噢索马里海盗兄弟/黑夜给了你们什么/是黑色的皮肤/还是黑色的勇气/难道你们什么都看不见/只好亮出白森森的牙/去啃噬世界”（《向索马里海盗致敬》）。钟品早年的作品要隐晦些，在那个特殊的时段，他用这样的句子喻表了自己的追忆：“这是一个人人引颈向往的地方/可我始终不敢抬头/只能埋头看那些鱼/一个个红红的眼睛”（《金水桥上观鱼》）。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显然，没有体制外写作的自由与定力，是不可能随心信笔就明目张胆开写的。
不惟意识形态，更是在诗艺追求上，钟品依照“一个人的体制”法则，像一匹大巴山的单狼，独来独往，游离“诗坛”外，写着自己的诗。只有有了自己的思想、诗观、悟性、修为、语言等建构的诗学体制，才能使自己的诗歌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所向无敌，才能阻止别人仿效、进入、使坏、攻讦——除了妒忌、赞美，别人无药可救、无计可施。这个体制，退可坚为堡垒，进可利为刀锋。
钟品对摄影的钟爱，在近作中获具了充分的凸现。通过他的镜头，我们阅读了诸多外物的镜像尤其是女人的绰约风姿。仿佛，他的笔名不是从拆解钟嵘与《诗品》而来（此人自视有多高由此窥斑见豹），倒是因钟爱女性和品阅女性而生。他还有一些诗是由于传媒信息的触发生成，比如《一头菠萝引发的治安事件》《黄色谣》等，诗中多是发议和联想。
“当一个人创作出了某件重要的作品时，那并不真的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不管这件作品看起来与其本人是多么地休戚相关。”（珍妮特·温特森《个人崇拜影响并侵蚀了所有的艺术》）钟品大约深谙其道，他很少写顾影自怜、不涉周遭的个我，他就像摄影师，更注重他像。
我发现了钟品对名字的留意与重视。他不仅以其名字命名诗题——《钟品和他的静物》，还专门写了本名陈建中与笔名钟品的关系：“好在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断不至于/天黑回家的路上/走散”（《我和我的名字》）。有趣的是，他竟把自己有事无事在互联网上搜到的无数有关“陈建中”的破事，写成了好诗——《致命的搜索》。这真是一个目无章法、乱劈柴的种，他不仅写自己的名字，还将一大把时尚不时尚的名字写进了诗中：余秋雨、周杰伦、陈逸飞、吕正操、金日成、苏青、张爱玲、张国立、崔健、泰森、张灵甫、梦露、兰博……诗都如此，文章就更不用说啦，仅那篇《后记：一笔流水账》中恐怕就罗列了三两百个名字！如果愿意，他可以成为“名姓考”专家，我相信。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诗歌史上最牛的投资》都可称作好诗，后者解构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的手法不可谓不高。“也许 四十岁的男人/一只馍足矣/一碗减半的羊肉汤/足以打发/余生”（《和伊沙吃羊肉泡馍》）。人到中年的钟品，嘻嘻哈哈的钟品，一顿羊肉泡馍，就可以把他打翻，打得无比伤感直到专门以诗记之。
其实，一个诗人写到某个份上，即诗歌方法已不再成为问题后，写什么就变得格外重要了。钟品的选材，完全可以视之歪门邪道，而正是这些关涉灵魂拷问与人性尴尬的歪门邪道，加固鼎撑了他的“一个人的体制”。
地震诗无数人都写过，现在，我们来看看钟品是咋个写的、写的什么：
通常意义上
减震器是装在车上的
振荡器是插进人体的
我恼火的是去年
他们把振荡器插进了股市
然后猛地拔了出来
我痛心的是今年
为何不早点把减震器装进地里
装在汶川
读钟品诗是一桌饕餮，无法浅尝辄止。它是一次轻松愉悦的享受过程，更多的时候是笑，但有的时候，却让人笑得想哭——譬如这首《震动问题》。
囿于篇幅，我终是无法拉开阵式敞开谈钟品的诗。我的结语是，钟品的诗硬朗、幽默、自如、无所禁忌、了无功利，常常在不经意的叙述中，拐入逼仄，捩转败局，爆出猛料。这些特质，使他自成一格，独有一路，无人出其右。
这些特质，使我在长文《元稹治地：巴渠诗人的貌景分走与根脉集合》中，把钟品与向以鲜、凸凹、曾蒙、徐永、邱正伦、李兵、陈亚平等一道列入了“百年巴渠十大诗人”阵容。
钟品这个参加了最初诗歌暴动却没有参加诗歌长征的优秀诗人是清醒而谦逊的。他说：“我这两年的写作跟潮流无关，跟风格无关，跟族群无关，跟眼球无关——只跟我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有关，我想写了，仅此而已。作为晚景写作，跟打太极拳练毛笔字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想在专业意义上的所谓诗坛有什么企图。”
清醒是肯定的。钟品谦逊吗？他在谦逊的向度上又浮显出了另处一方、自立山头的“晚景”气象。难道，钟品提出的“晚景写作”，是对欧阳江河提出的“中年写作”的一种抗衡、挑战和颠覆？以诗人身份出任我的朋友，谦逊不仅不够格，还令我不屑。这点，钟品是明白的——这也正是他的择友标准。我们是朋友，因为我们都在对方的标准内。
（2008.12.23写成，载新华网读书频道）
继承传统，回归本土
——读钟品《磨坊主和他的儿子》
据说钟品的《磨坊主和他的儿子》一诗发表后，在读者群中博得了好评，甚至达到了让那些极其传统者和极其现代者同一称是的程度。作为该诗的编者，我报以会心的一笑。
诗就是诗，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一个诗人的全部努力，是使诗回到诗的本真意义上来，直至抵达诗的核质。当今诗坛上有一种怪现象，一些青年诗作者不在诗的本身上下功夫，却在诗之外大贴“现代诗”、“朦胧诗”的标签，并谓之时髦。仿佛传统即保守，现代即先进，进而在界定传统诗和现代诗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争得面红耳赤。是的，我是说是该静下来了。让我们回到桌边，端正态度，心平气和地铺开稿纸，使创作成为一种高度的自觉。牢牢记住，写诗，写好诗，读者和历史才是唯一的圭臬。作为一首好诗（姑且不管它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磨坊主和他的儿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文本。
全诗三节，一节四行，每行不到七字，所有的字连小学生都能一口道出。但读完全诗，却让人回肠荡气，整个心灵处于完全的震动态，久久不能平静。
“累死了三头驴/累倒了一头骡/爹说：儿啊/要考大学。”起笔就是传统的“起、承、转、合”套路，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那种内蕴其中的一个老父亲对儿子的近乎超常和失常的期待以及被作者把掌得十分精当的音韵所联同造就的艺术氛围，使我们的心一阵紧缩，悬于半空。我不知道作者的灵感是得益于自己的直接经验或是其它的间接经验，总之，我的头脑中一下子浮现出了邱晓明那幅轰动全国的摄于关中农村的作品《希望》的画面来。那种囿于土地又幻想超越土地的挣扎和重负让人喘不过气来。
“爹磨豆腐/儿上大学/爹吃豆腐渣/儿吃豆腐。”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这一节似实实在在的大白话，又似一首民谣，而由这种传统的对比手法建构的信息库再一次让我们感到了“爹”的崇高，并第一次对“儿”露出了担忧。伏笔至此告毕。
“爹磨完豆腐/成了豆磨渣。”如果说我们对一个将毕生精华和全部心血献给儿子的父亲的作为表示尚可认同的话，那么，对于“儿念完大学/不再吃豆腐”的事实却只有嗟叹和惊讶了。笔收了，艺术空白和想象空间却留下来，诗人的心智达到波峰，“爹”的具象更趋完美也更趋悲哀——虽然此种安排有不近人情和近乎武断之嫌。
当然，如果将视点抬高一些，对诗的阐释和评判推而广之，“爹”和“儿”作为父辈一代和儿子一代的两个典型意象，则有更深层次上的思考和昭示。
诗到语言为止。钟品的这首诗有他自己的语言，一种融入了作者生命体验的语言。按柯云路的理论，语言也是一种神秘符号。无疑地，《磨坊主和他的儿子》为我们提供的是那种大众乐于接收的符号，一种能感染大众的场。品读的过程也是场能深入心灵、打动心灵的过程。我一贯主张将传统中最精粹的部分和现代中最优秀的部分契合起来，让诗离人民更近些，离本土更近些。那些离读者越来越远的符号越来越使我不能确知其归宿何方。倘若真能被未来人或外星人接收倒也是一件幸事——就算是业已失去了当代的大众。但事实呢？时间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却未必能看见。
20世纪英美诗坛盟主托·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说：“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传统是一种能够真正超越时空的东西。继承传统、回归本土、逃避个性，事实上获得的是个性之外的、更加普遍的意义。
（原载《四川航天报》1991.4.7）
钟品（1967— ）：渠县人，曾在万源白沙工作多年，现居北京。北师大校园文学作品选集《穿过早晨》（1991）收有他《坐夜》等诗4首、《时光中的铁狮子坟》（2001）收有他《阿尔巴特街画家》等诗13首。当年在北师大中文系与他的同班同学伊沙、侯马、桑克、徐江、黄葵、宋晓贤等具有同等诗名和地位的他，诗歌中多有粗砺美、匪气美和戏谑美揉合其间，读来给人以锤打而非针扎的感觉。关于他在北师大校园里的作为，伊沙在《1985-1989：散落在铁狮子坟的回忆》里是这样记叙的：桑克成为太阳风诗社的新一任社长，钟品（陈建中）任副社长……到339之后我和钟品泡在一起的时候多了起来，他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那时候正写得疯。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在意识上和我一同觉醒的同学，在“85诗群”当中，我们俩是最早开始尝试口语诗写作的，一种由第三代开创的真正的口语，使我们找到了释放自己生命能量的方式，自由表达的方式，我们都充满了一种想破坏点儿什么的创造的激情。我们的意识与实践在当时的北师大乃至全国的高校中都是领先的，与诗坛上最先进的一支力量（非非、他们、莽汉、海上）保持同步，与当时北京地区已经明显落伍的诗歌氛围（圆明园诗社和尚未成器的西川）保持距离。我和钟品私下以“反动派”自居，视徐江、桑克为“学院派”，视海童、冰马、蓝轲为“正统派”……
——《元稹治地：巴渠诗人的貌景分走与根脉集合——达州百年诗歌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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