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读者”与唯一的编者

“理想的读者”与唯一的编者，或房子是这样建成的

                                ——“新死亡诗派”成立二十周年志庆暨《诗》丛刊印象

                                                 （成都）凸凹

谈“新死亡诗派”，必须回到十二年前。

大约2000年夏天吧，我接到一个攀枝花电话，是曾蒙打来的。曾蒙说，福建道辉他们“新死亡诗派”办的《诗》丛刊，想在下期整个“四川专辑”，请他组稿。曾蒙还说，这个诗派很有影响，刊物也办得漂亮，要我给他寄一大组诗，加入这个专辑。

曾蒙是我多年的小兄弟，我信他。按照曾蒙在约稿电话中给的地址，我往福建方向寄出了一大叠诗歌。

此前，我是知道“新死亡诗派”和《诗》丛刊的，但这种知道仅仅是印象似的，并不具体，感觉“新死亡”三字挺吓人挺唬人的。

这个印象，在收到《诗》丛刊总第6、7合卷样刊后就完全改观了。这卷《诗》丛刊办得之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仅内容好，连形式也好。就用纸、装帧、配图、规模、编排设计等而论，其专业水准、豪华大气程度，以我的视阈而言，应该是开/刷新中国文学民刊之先河/历史的——同类官办刊物更是只能望其项背。再说句狠话，即便把这卷刊物放在当下，也没有出其右者。

我惊叹于民间对文学殉道般的奉献精神、写史野心和挺举力量！

我的诗出现在这卷刊物的“四川六人诗选”专辑中，“六人”是曾蒙、哑石、凸凹、雨田、范想、廖亦武。

随后的《诗刊》上半月刊2002年第1期“发现”栏目，从这一卷中选发了我的两首诗：《房子是这样建成的》《走进一座大厦》。2004年元月，我凭着写于1998年12月27日、首发在这卷上的诗《房子是这样建成的》获成都第六届金芙蓉文学奖。

我重视这次际遇，其佐证材料是，我把“《房子是这样建成的》《地主的女儿》等诗十首入选《诗》丛刊总第6、7合卷（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句话，一本正经兼慎重其事地，写入了我的《诗歌大事记》（载2004年出版的《桃花的隐约部分》一书）。

有了这次际遇后不久，受牛放邀，我策划并担纲了《草地》2001年第5、6期合刊特大专号“汉诗·新世纪实力方阵检阅展”主持人。以主持人身份，我打电话请曾蒙帮我组一部分“60后”、“70后”诗稿。很快，在收到树才、车前子、莫非、李寂荡、庞培、伊沙、沈浩波、世宾、哑石、远人、朵渔、李元胜、侯马、冉云飞、尹丽川、黄礼孩、李德武、秦巴子、岩鹰、余怒、刘洁岷、小海、鲁西西、胡子博、刘春、廖伟棠、唐兴玲、王敖、唐不遇、刘泽球、艾若、牛慧祥、鲍栋、巫昂、周斌、韦白、李森等稿子的同时，收到了“新死亡诗派”骨干和福建诗人道辉、阳子、何如、康城、安琪的稿子。

说了让我与“新死亡诗派”产生“纸缘”的曾蒙，再来说让我与“新死亡诗派”产生“网缘”的林忠成。

我是2003年6月上网的，应该是上网不久，应该是在“第三条道路”论坛上，我认识了林忠成。记得他当时在给美国《新大陆》组稿，我看了稿约，但没把稿子发他。当时，在我的印象中，林忠成是我的四川乡党，就此，我在论坛上向他求证，结果他不是，他说他是福建龙岩人。他奇怪我怎么有这个印象，我也奇怪我怎么有这个印象。

得知他是龙岩人后，我就更留心他了；因为“龙岩围龙屋”，在客家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我对客家是了解的，我所在的龙泉驿，有两种文化，一是“桃花”，一是“客家”；此外，我还与人合著过《天下客家》一书，写过客家题材长篇小说《平叛1950》。

《诗》丛刊总第6、7合卷之后，过了两卷（期），大约是2004年底，林忠成向我约《诗》丛刊总第11卷（2005年4月出刊）的稿，我没有犹豫，很快就发了过去。

自此以后，每卷《诗》丛刊开编并向诗界公开征稿时，林忠成都会向我约稿，而我也会及时奉上。十二年来，发我诗歌最多的刊物、对我最尊重的刊物，就是《诗》丛刊——十二年中，《诗》丛刊发了我73首诗、一个访谈、一个评论，以及一个别人为我写的评论。我必须承认，林忠成以及他背后的“新死亡诗派”道辉、阳子等全体同仁给予我的礼遇，令我感动，无比感动！

台湾最优秀的作家张大春在他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中，有一篇章，叫“理想的读者”。后来，张大春对“理想的读者”是这样解释的：“他如果脑子里面有太多的读者，就好象他要去讨好很多不同的人。可是他的脑子里如果一个读者都没有，那他干脆就写日记好了。所以，怎么样平衡？又要有读者，而且不是写给自己看的，我自己采取的态度是这样的，我假设有这么一个读者，不多，就这一个，他存在在外边的市场里，而且他懂我，所以我要为他写。假设是这样，你不讨好第二个，你会有比较准确的判断，也会不必葬身或者是流失于这个市场的大潮之中。当然外面的读者不会觉得，你无暇顾及其它，你只要认准了，我这本书有一个特定的读者，我称之为理想的读者。一个作者如果连一个理想的读者都没有，只能是他自己的话，那过于自私；如果是超过两个以上，他的麻烦就大了，越想讨好比较多的读者，他就越容易作为第一个留在沙滩上的那个东西。”

柏桦说：“我一直需要一个秘密的读者。”

我认同他们的观点。只要有一个读者懂我，欣赏我的作品，我就有一千个理由写下去，哪怕是一辈子就为他（她）一个人写下去。这样的写作，是幸福的，纯粹的，也是可信的。

或许，对于我而言，“新死亡诗派”就是“理想的读者”？

又或许，作者所祈求的编者也可以不必太多，甚至一个就可以了。这样，在感情层面上，我似乎又可以说，《诗》丛刊就是我“唯一的编者”？

对于如此之“理想的读者”和如此之“唯一的编者”，我能做的，就是为《诗》丛刊当一名自认为的“理想的读者”。

作为一名自认为的“理想的读者”，我用我的柏木书柜中规中矩收存了《诗》丛刊总第6、7合卷（2000年），以及从2005至2011七年间出刊的全部六卷《诗》丛刊，并读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这是一个至今尚未停止的无始无终的享受过程。

我看到，在“新死亡诗派”那里，为挽留古老的诗意和创娩新生的可能，词语在死亡、倒置、暴乱、拆解、重组，语言的秩序在打乱中重建……

谈“新死亡诗派”的地位、意义、价值，以及《诗》丛刊上的诗和文章，不是本文的任务。对于《诗》丛刊超大容量呈现给诗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一篇短文的阅评，真正是瞎子摸象。说到《诗》丛刊的容量，我倒觉得这是它的一大特色、一个地标，我的建议是，容量可以不变，但里面刊用的作品质量、艺术向度、诗人阵容，可以再精粹些，办刊主张也可再鲜明一些，甚至“窄”一些。芜杂以及对面上的照顾，是官刊的本事。

大约2009年，为一个电视剧的事，我去了一趟武夷山中的福建宁化。记得在宁化县城老街一家牛肉面馆里，我掏出手机给林忠成去了电话。他得知我在宁化，就邀请我去龙岩看围龙屋。我说下次吧。我与林忠成是“网缘”，所以至今也未晤面。

因为曾蒙，我与“新死亡诗派”及《诗》丛刊有了开头，那末，就以曾蒙2005年深秋写的与《房子是这样建成的》有关的一段话（载《诗》丛刊第十二卷），作为这篇祝贺“1992年初诞生于闽南漳浦县旧镇面临台湾海峡的一幢石头房子里”的一个诗派成立二十周年文章的结尾吧（这里有“房缘”）：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写作中的凸凹很痛苦。在我的阅读中，凸凹的诗歌风格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作者出的诗集之多，在他同龄的诗人中几乎无人可比。从第一本到第八本，每一本都好像是对前一本的推翻、重来。作为一个诗歌工作者，凸凹相当敬业。他曾参加《诗刊》第十五届“青春诗会”，应该说得到了官方的承认。问题是，一旦有了路子，他就后退，而不是继续前进。

“当一群人

正把往事晾晒的时候

另一个时间的同一群人

会在离这片圣土老远老远的家乡

把李白故居的正午

回忆  反刍  耐心等待”

这是作者早期作品《大师出没的地方》的一节。

“拿一个房子比喻另一个房子，拿一种装饰形容

另一种装饰……”但是，建筑工程师说，谁见过

抄袭和模仿的脸？建房是个人化的，难的，慢的,小的

——小到水平仪上一个刻度，小数点后面四位数”

这是作者认为的代表作之一的《房子是这样建成的》的起句。只要稍稍细读一下两首诗歌，我发现，前期的凸凹外在、紧张，后者老练、内敛，致力于诗歌内部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凸凹的再三的转变是艰难的，他写作的痛苦我们也能体会出来：不满足现状，向往更高处的行走。

还是不能这样——还是应该用惯常套路结尾：

从石头房子里蹦出、一出生就面朝大海的“新死亡诗派”及《诗》丛刊，以自己的诗学实绩呈现了石头般的密度、份量和坚实，大海般的深沉、胸怀和广大。祝向死而生的“新死亡诗派”死得彻底，生得更彻底，时候到了就搞“三十年庆”，时候又到了就搞“四十年庆”，一路诗之，一路庆之，诗之庆之，庆之又庆，不亦乐乎！

看，从“石房子”到“诗房子”，就这样建成了。

2012-3-16成都龙泉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