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散文十篇
动物三篇
《鼯之翔》
一个人从生下来到死去,一路上会记存许多东西,直到把大脑那么大一个空间塞得满满的。“满满的”里面,眼睛占了其中一隅,由于空间狭小,能够被记忆留存下来的眼睛并不多。一般来讲,一个人的一生只能记住两个人的眼:亲人的,仇人的。我大约属于不一般的那类,因为我还记存了另外的眼,一只动物的眼。人也是动物——不管是亲人,还是仇人。他们会打造一些工具,使用一些工具,还会空出一些给未来供其后裔打造和使用,比如治癌仪,比如造肉机。就因为这些长处,人这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甄别了开来,成为高级的一类。我知道,我能成其为高级的一类,是由不得自己努力不努力、懒惰不懒惰的,那是先祖的恩典。先祖是伟大的,他们壮志凌云,智勇双全,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他们指着那些名字不叫人的千千万万的动物说:“肉!”动物一下子就肉了,就少有骨了,一下子就沦为了低级的一类。我所说的那只动物的眼,即是指的一只低级动物的眼。记得那眼蓝蓝的,湿湿的,爱恨情仇这四味草药在一启一闭间,被杵得、研得成了粉末。直到今天,我也没能从那复杂的成份中分清它们各自所占的份额及其含量。
十几年前,我在大巴山深处的一家“三线”工厂上班,一天中午,从单身食堂出来,端着饭碗边走边扒时,朋友白健拦住了我。他告诉我一个新闻:上午,一只会飞的动物,不是鸟儿,雀儿,谁也叫不出它的名字,它大摇大摆走进了机声隆隆的钣金车间。车间里的人先是木了,后来迅速关上了大门。看着渐渐围上来的人群,动物木了一下,随后开始奔跑。但它还是被捉住了。
我从小就渴望飞翔,长大后进入航天系统工作也许就是为了圆一个飞翔的梦?但无论飞机、火箭,还是其它飞行器,都只是人类聪明而又无可奈何的一种“借助”。除了雀鸟,除了那些浑身长满羽毛的生灵,谁能让自己沉重的身体在天空中飞翔?
我开始奔跑。在钣金车间的一角,我看见了一张宽大、结实的钳工平台,平台上方置放着一个 一米见方的钢条焊就的笼子,一大群干部工人围着这个笼子看,笼子中间有一只动物。此时,由于少见和匮乏,我和整个工厂的干部工人对这只动物的认识和定义还仅仅着眼于和受限于会动的物体,只是这个物体的内部流动的血液,跟我们的一样,红色,浓于水,有热度,这是我从它腿部的一个豁口处看见的。我还看见了它的眼,比先进而精致的美国机器人有神,比年轻而美丽的东方女囚犯凄惶。它离开越来越小的家园,走进车间,靠近人类,是一种犯罪?从它的眼里,我看见了一宗错案。
车间坐落在一座高山西面的山脚下,距川东北的一个县城二十八公里。那时的前面,由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略,且是计划经济时代,车间的建造是不计成本的,大跨度,高空间,粗大的钢材高标的水泥,为了达到充分的采光效果,墙体大部分都是由大板玻璃担纲。这只动物在奔跑中见退路没有了,便提一口气,略展轻功,左腾右挪,越过围追堵截的恐怖,直朝墙体的透明处蹿去。它不知道那是玻璃,它不知道它的森林世界之外还有这样一座空气样透明岩石样坚硬的大山。它无法逾越。它急了。它居然从东向西纵身跳去,不,是飞去。它的身子在腾空的一刹那突然大鹏展翅,它在飞翔,从人的头顶上方飞过。那是一个除了偶尔单飞的雀鸟外,高级的和低级的动物谁也没去过的领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透明处被动物四五次飞撞,“嘭嘭嘭、嚓嚓嚓”的声音在偌大厂房里响得悲壮、惨烈,后来它落在了地面,并随之跑进了调度组那间屋子。人们也从仿佛的动画片中回到了仿佛的剧院外的广场,并随之大规模进入了调度室。动物被按在墙角,它的无效的反抗,徒劳的挣扎,给自己的腿部带去了伤口。在围追动物的过程中,功劳最为显赫的、也就是最先在墙角按住动物的那个“捕快”告诉我,谁也无意伤害这只动物,否则它此刻就不会安全地呆在笼子里了,它会被掀翻在地,四脚朝天,杀死,剐皮,开膛,肉煨来吃了,皮则阴干在墙上,硝好卖钱。他讲的是实话。说话的当口,有人一直在车间主任办公室给重庆杨家坪的动物园挂电话。但那时比不得现在,长途电话很难接通的。毕竟是有些文化的央企职工,他们不仅没选择杀戮,没选择私养,还准备捐赠国家。“把它放了吧,让它回它的山里去!”对于我这个年轻技术员的话,谁也没在意,大概没听见罢?
可是,我分明看见铁笼子中的动物向我发音的方向竖起了耳朵。同时,我还看见它的眼中含夹着无望和求救的元素,并透过栅栏,幽幽地向我射来。这是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撇开了本性中恶的部分之后剩下部分的交流?是血肉的感应,思想的灵犀,还是神的暗谕?我震惊和欣喜的同时,更多地感到了害怕——为自己的胆怯和无能为力而可能遭到的报应以及注定的良知责难。这时,动物抬起它毛耸耸的右前爪,以及附着于爪子端头的透明而锋利的趾甲,伸出棚栏外,向我伸来。我几乎吓了一大跳,像遇到出其不意的攻击,一个趔趄,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这个狼狈,不是来自动物爱的打击就是仇的打击,我知道,多半是前者,而我却无法躲过。
电话终于接通了。在听了这边的描述和想法后,动物园方面说,这是一只叫鼯鼠的动物,俗称大飞鼠,主要分布在云、贵、川等地,惯住大树洞中,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后,动物园方面说,放了它吧我们不要。是因为动物园内没有专门的场所或专门的饲养人才以及它太难驯服不宜关养?长途运送成本太高,观赏价值不大,还是因为不够珍贵或其他什么原因?动物园方面没有说。因此,对我来讲,动物园的不收养是我心头一直以来的一团雾。
下午,坐在工厂机关办公大楼里翻开了《辞海》,在第4749页上看见了这只动物在像形汉字里的化身,那是一个“鼯”字。下班后,我通过刚从书中学到的知识,采了些嫩叶之类的东西递进了那个铁笼子。事实上,笼子里的食物已经很丰富了,除了叶类,还有果类和肉类。要工友们将鼯放归深山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却又存有不打它、骂它并耐心饲养的文明和觉悟。他们爱鼯,同时希望对方带给他们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在内的所有快乐。爱和呵护的方式很多,这是他们的方式,鼯啊你要理解!
铁笼子里的动物像猫像犬像狐狸,仅凭那副堂堂正正的身坯,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它哪点像那些满地爬的拳头大的鼠辈。因此,直到今天,我也拒绝称它为“鼯鼠”或“大飞鼠”。摒弃鼠的成份,取单名,我称它为“鼯”。此时,鼯只略为嗅了嗅嫩叶,它仰起头来,拿眼看我。我也看它,除了眼睛,我看它身体的每个地方。出于对祖传之物的珍爱和捍卫,它全身上下着一件再合身不过的永远不用换洗的棕红色皮毛服饰;不喜欢用臀部支撑身体休息的习惯,使它的尾巴总也不能处于被坐压的境况,长得发达而机趣,并以大尺寸的飘扬姿势弥补着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的缺憾和不足。前后肢之前有一张宽阔而多毛的皮膜,滑翔的时候,前后肢用力拉开、绷紧这张膜,直到把膜绷得面积最大、把身体绷得最为平展时,一张没有羽毛的强劲、坚韧得让吾等失语的翅膀就出现了。我的关于飞膜的想象,最终在以后央视播放的《动物世界》里得到了证实。我目睹了一只鼯从绝崖之巅飞向崖下一片丛林的全过程。这不是我们习惯的鸟的飞翔,我看见的是一个物体,重重,不可阻挡,从天空中划过;我看见了石头的风声。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天天都去看望了它。记得是在它被囚的第九天的一天上,下午,还没下班,我是偷跑去的。这次去有两个细节印象特深:一是关于它的性别,一是关于它的手。关于它的性别,我是在偶然的一瞥中发现的,我从它的眼睛里感知到的竟全是女性的东西,悲戚惊恐,孱弱无助。除了对我的感激、怨恨,余下的就是对“大写的人”的无限的宽恕?多可爱的一只雌鼯!它将右前爪,不,是右手,又一次抬起,伸出了栅栏,向我伸来。我这次没有吓一跳,没有向后移动脚步,我抬起右手,向它伸去。我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准确地讲,是它把手搭在了我的手上,软软的,痒痒的,完全没有我先前想象的热度和力度……我有些失望。
鼯死了。没想到它把手向我伸来、搭在我手上是其生命中的最后一握。它跟我决别,而我却不知,不仅没有把它的手团住,甚至……甚至还有些怪罪,仅凭这,就够我半辈子羞愧的了。鼯是在我和它分手后的当天晚上死的。通过对鼯辞世现场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鼯是绝食而亡!笼子里的食物是很多的,虽然我们没看见它吃过什么,但我们相信它在夜间是吃了的。之所以这样想,一是猜它怯生、当着人面进餐不好意思,二是以为它昼伏夜出习性使然;此外,由于扔食的人多、杂,眼睛也就看不出它吃过还是没吃过。我至今坚持认为,这是我们的疏忽,更是我的疏忽。还有,能在现场研究出肯定的结论,一个重要的依据是依然被疏忽了的鼯生前的粪便。笼子里的粪便少得可怜,那是深山原装货的产物。后来我听说,一些鼯的粪便是可以供一些人吃的,且是一种极珍贵的药,称“五灵脂”。
公元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日:鼯,忌日。
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住在距大巴山中那座高山九百余公里的成都龙泉驿的一套商住房里。隔着一层预制板的楼上,房主是那个钣金车间的现任主任,主任过年和放长假准回来住。他一走动,我就能听见脚步声,嘭嘭嘭,嚓嚓嚓。
2000.4.20
《蜂:一个字的词》
我少时的性格是内向的,常常独自爬到后山坡上去玩。后山坡是一座山,万源县城依山傍水,依的就是这座山。在后山坡,我遇到过好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那年冬天……不,是花开时节,春天,我遇到了一点也不稀奇古怪的蜂。
不是一只蜂,也不是三五只,而是嗡嗡嗡的一群。
但是,我并不惧怕。
依我当时的知识和所受的教育,知道人有两个:好人,和坏人;知道虫有两只:益虫,和害虫。老师说过,蜂是益虫。
蜂是益虫,酿蜜,造乳,产蜡,为农作物授粉,提高农民伯伯收成--老师说过。
但是,我还是微微的有些惧怕。
母亲说,蜂是会扎人的,别跟它玩。“它怎么个扎法?”“它的箭藏在屁股里,一眨眼就飞出来了,扎在肉里,看也看不见。”“它是益虫啊,怎么会害人呢!”记得,当时质问母亲的样子,像红卫兵。母亲看我一眼,不再说话。母亲出身不好,是地主的独女,她突然低头,做事,不说话的习惯,我习惯。母亲对蜂的评价,我将信将疑--我怕个人的好恶和对某种事物与生俱来的偏激让她对自己的儿子也能违心说谎。
靠在一棵松树的腰上--那是一棵被斫伐的树,一头低杵在自己的桩上,一头高搭在另一棵松树的杈上--群蜂仍在二十多米开外一个野花簇拥的坟堆的上空呈盘旋状翔着,供我观看。只能观看,一动不动。是“并不惧怕”让我不走远,是“微微有些惧怕”让我不走近。哦,玲珑的纸筝,肉质的飞机,会飞的妹妹!我得意自己诗性的冥想,灵性的感触,博爱的姿态--我也有翼了,在后山坡,松树林,日光的岩石中,刀锋般,轻捷地飞。
飞过来了,那些蜂不紧不慢地朝着我客居的领地飞来。在我更清晰地欣赏它们容颜和形体的时间段里,它们逆着汹涌的时间朝我飞来,沉稳,有力,像日本的武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蜂:一个字的词,谁能为我说文解字?它们投来的炸弹不像美帝国主义那样一颗一颗的,而像一场大雨下着,雨与雨之间联结得结结实实,成线状、片状,成天空那么大块岩石状,持续不断地向我炸开来,嗡嗡嗡,轰轰轰。
蜂一直是在前方的,由远及近,纵、横、弧、半圆,不一会,五个维度都有了它们的身影。我知道,我虽然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小学生,可要拥抱我,蜂,必须以群体的方式。个体的蜂,只能分享。
即使这样,我依然没有十分地惧怕。理由:蜂是益虫。“益虫是有益于人类的虫,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保护益虫,保护益虫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老师说过。
理由使我镇定,镇定使我还能打量眼前离我最近的那只蜂:玻璃弹子似的眼球,豹子模样的脑袋,装甲车般的胸腹,尾部……一口硕大的箭囊!而这只蜂,站在时间的潮头,离我竟只有一臂之距、一箭之地了。母亲、老师,老师、母亲,此刻,我该把谁一口喊出。但我当时真正喊出口的,是,“蜂!蜂!”我不明白,恐怕至死也不明白,蜂们围着我,究竟想干啥。我是人啊,只有八、九岁:人只有两个,哪有八、九岁的坏人--我不是坏人,你知道的!
亲近是徒劳的,说服是无效的;逐杀是缺乏理由的,也是无力操作的。突围,然后逃逸。我想到三十六计中最有效、最简单的那个“上计”。
突围很成功。没有谁能挡住我那个突如其来的箭步。再说,我不是肇事者,或许巍然不动也是可以的。我像猛虎下山,一纵一窜就是二三十米。但是,再猛虎下山,再纵、再窜,就始终处在群蜂的包围中了。一架一架的轰炸机,嗡嗡嗡,轰轰轰……还有,眼前,成百上千的箭曩,晃来晃去。
但是,我依然不十分惧怕--我已经恐怖了。
我需要保护。我把两块小巴掌搭在脸上,闭着眼睛突围。蜂放箭了。一箭,一箭,蜂的箭法真好,不是射在手背,就是透过指缝,扎在脸上。无一箭落靶:射向空中。
终于,我绊倒在蜂这个词上。
是在床上。母亲从压柜的破袄中扯一把棉,捻成小团小团的,沁了苞谷酒搽在红肿的部位。我痛得直叫唤,像中箭的狼崽。但母亲,一滴泪也没有。一直想看母亲给我拔箭头,可直到好几天后,红肿完全消失,也没能看见那些箭头。这次,我什么也没问母亲。直到入初中,上了生物课,才知道母亲所说的“箭头”是液体的,有毒。还知道,蜂毒也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类的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有奇效。至此,我对益虫蜂的“益性”又多了一层知识。
但是,我依然不能释解对蜂的憎恶,甚至,仇恨。直到有了些年岁,经历多了以后,直到被身边的“好人”没有来由地螫过以后,我释解了--人亦然,况乎虫?
2000.4
《荷叶上的鹡鸰》
我不惯垂钓。工作是冬天丢掉的,闲着也是闲着;下午,日头没那么毒时,来到成都东郊,西平镇地盘,选了水塘,开始垂钓。一切都显得无精打采,慵慵的,恹恹的。靠着一棵桃树,两眼放出去的端头是浮漂。我专注--什么也没看,连浮漂也没看见。“一只鸟在这儿的尖叫/跳到那儿化为痛苦的表情/留在僵硬的占卜者的嘴上。”我是赖纳·马利亚·里尔克1913年的那只鸟?正为那些“鸟事”绞尽脑汁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轻,细,明晰。一惊:鱼杆一颤,浮漂一坠,举臂一拉--空钩。水塘,及其附近:没有人,当排除市声;没有野狗,当撇开犬吠;没有风,当不计草木之唳。剩下的,该是鸟语了。拿眼向水塘寻去,哪来鸟影?入冬以来,常常失眠,幻觉。我相信幻觉,正如艾伦·金斯伯格的相信。但是,寻处,我看见了那一朵一朵的白色的风--天气依然有些闷热,是那些婷婷玉立的白荷,带来了凉意。于是注意到,水塘的中央原来长满了荷,绿叶白花,一大片,凸出水平面,像岛。如是,叫水塘是委屈这个塘了,它该叫荷塘的。开始赏荷。可是,荷需要赏吗?尚未及思及清楚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特定时刻的转切关系,就在那个时候,我再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轻,似一剪羽,细,如一角喙,明晰,若一只鸟--声音比这个世界更真实,比我自己的身体更真实。循着声源的方向望去,反复、憨直、坚定不移,终于看见了声源的所在,具象的发声器:那是一只鸟,我识得它,叫鹡鸰。我知道的鸟是极多的,始祖鸟,风鸟,凰,比翼鸟,但都不识得--它们出自天堂,官阶显赫,大富大贵,离我远而又远。“麻雀是鸟中的老百姓。”我认识屋楞上、树杈间的老百姓,认识大山雀、小啄木鸟以及喜鹊之类的小组长,当然也认识同属小组长层次的鹡鸰。鹡鸰站在一张阔大的荷叶上。之所以没看见它,完全因为它太像一朵荷花了--那些白色的羽毛;之所以看见它,完全因为它太不像一朵荷花了--那些黑色的羽毛。它事实上比荷花更真实,更像荷花。荷花白得像纸叠的,玻璃浇的,塑料造的--谁见过真正的荷花染过污泥?荷,荷起了出自自己身体的荷花,那天,又荷起了出自天空的荷花。此刻,坐在书房,我记叙的,正是那朵出自天空的荷花。我来自尘世,除了父母的精血,谁能染我?而内心,能染的,也只有自己。鹡鸰,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你一直都是自己的本色:你是你。荷塘起风了,微微的;太阳也更淡了。鹡鸰的周围没有鹡鸰,我的周围没有“我”。我们都渴望生活在“别处”,成为“少数”?我们……相望着。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岂无鹡鸰,固慎名器。”《诗·小雅·常棣》:“鹡鸰在原,兄弟急难。”鹡鸰,兄弟也。在一个地方失去兄弟一词,在另一个地方拾到兄弟一词,噢,与兄弟在一起--好久没有那样了!鹡鸰的“别处”是那片荷叶?那是鹡鸰的另一方天空?--它坐地日行八百里吧。看,它竟亮开双翅,上一下、下一下,由慢及快,扇动开来。它那乌褐色的蹼爪,依然曲扣在荷叶之上。那时的荷叶一点也没荷重,平平的,一动不动。我不知道它为什么那样飞翔:没有速度、加速度,位移和……变化(应该说还是有变化,从“鸟瞰”到“蚁视”)。我不知道,但是我欣赏,尤其是永恒的东西。鹡鸰的身体约有一只半麻雀那样大,那会儿张了翅,就大得多了。它就那样飞翔。熹微的日光在黑羽那里吸了去,在白羽那里折射开来,弄得我的眼炫炫的:像寂暗的广场,观一出强光下的表演。但,我明白,它绝不是在表演--那种取悦和势利的姿态我是谙熟的,见惯不惊--它使我惊了,准确地讲,是我自己惊了。在我平静下来的时候,它也把翼敛了,像雨后,收拢打开的伞。它依然是先前的样子,白鹡鸰的样子,置身荷叶那片天空,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依旧在“原处”。那么,那会儿,它到底在哪片天空飞翔?我看见的,哪个是它的梦、哪个是它的现实,哪个又是它的“原处”?太阳已然完全没在川西平原的西边了。天空红过、白过,目下是深灰的--像麻雀的羽毛。为了证明太阳确曾来过,我一手摸了我东边的脸,一手摸了我西边的脸。我说:“东炎西凉。”东炎西凉。我说:“西炎东凉。”西炎东凉。我说:“鹡鸰,在。”鹡鸰,在。我说:“鹡鸰,不在。”鹡鸰……一直还在的--那会儿,真的不在了。时间没有走,时间一直在那儿。我在走。走的时候,忽然想起,荷叶该是一味药的--鹡鸰是去寻药的么?我,为了什么来着--先假以垂钓,再借机赏荷,而后遇鸟、近鸟--也是去寻药么?然而,我说出:鹡鸰,不在。鹡鸰不在,荷叶也不在--天完全黑下来了,整个天空是白鹡鸰羽毛中黑的那一部分。
2000年4月12日
(原载《朔方》文学月刊2011年第1期“散文随笔”栏目头条,入选《人文动物》书系)
《枇杷山庄赏月记》
“农历,八月十七。枇杷山庄。赏月。”山中归来,夤夜寅时,笔记本上记事,得12字,4个标点。今翻笔记,思之,觉得还应该有些字词--不是遗漏的,而是作为补白的那些。这不是我的错。时间和空间站近了,挡住了眼睛和大脑的路。
抽一个晚上,专门到一个农家乐赏山月,于我,是头一遭。于我,赏月也是一个可疑的词。为什么不称看月,赞月,或者批月、评月?大巴山中的月我是见过的,但那时年轻,除了赏“三线”工厂单身楼下伸手晾衣的小姐姐--哦,姐姐!--谁留意过悬在天边的物什?由于同行的是一帮文朋诗友,大家呼赏月,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我也就索性了,呼吧。
出龙泉镇,向南,向东,沿一根弯曲细小如犬毛的车道上行,经成都晚培训中心,饱览油画般的农庄式农家乐,进入龙泉山中著名的枇杷沟。枇杷沟尽头,三面环绕:一把龙泉山做的椅:龙椅。透过车窗,远远望去,大明农庄,一个十足的枇杷山庄,坐在这把椅上,像离宫出巡的皇帝。但是,没有嫔妃,陪臣,没有地方官爷,算哪路子的帝?我想到了一本书,书中一人物,他是“民间的皇帝”。
走进山上农庄当西的门时,太阳,那红色、高温、白天的月,正缓缓走进山下自家当东的门。
山庄老房一楼一底,新房是一幢宾馆式的大楼,它的卫生设施甚为过硬。整个房舍掩映在一年四季常青不衰的枇杷林中。这家农家乐丰收的季节是枇杷下树的季节,房上房下、院前院后游客如织,轿车都停在了菜畦里。
庄主周大明个头墩实、矮小,声音洪大。他们夫妇是好客的,又是经营有道的:老腊肉、土鸡、芨芨菜、竹笋,还有叫不出名的,摆了一桌。每份菜的价格是含混的,而每个人承担的费用却是明白的:每人36元一天,15元一顿,水果瓜子茶水随便吃。龙泉驿地盘不大,有人靠烹兔出名,有人靠造屋出名,有人靠贩桃出名,周大明靠种枇杷开农家乐出名,而我靠写诗出名--大伙儿操各自的手艺,做各自的活儿,彼此欣赏,却无法交流。吃饭是慢的,慢的过程中,我们做了赏月前的两件事:一是为精神提供了足够的物质能量,一是让天空黑了下来。
净手毕,摸摸索索上得屋顶平台。平台上,靠手脚的感触,尚能“看见”女儿墙上的藤蔓和满地的野花野卉--高处,也是自然的。早听说龙泉山中有巨石垒砌的观星台,三国时遗下的,蜀丞相诸葛先生常着布衣登台,观星看象,呼风唤雨。我寻过多次,收效甚微, 憾然至今。伫立高处,驱车上山时漫山遍沟的枇杷树和路边一溜子的农家乐已不见踪影。抵御黑暗的方式,是把自己蛹蜷在土里?可是,我依然不能睹见黑暗和土地的分野。黑暗中,我也是黑暗--我化了,在阴历中。
我光明起来的时候,看见了屋椽上的红灯笼。草草一数:17个--正合着那天的阴历。在这无日、无月,无天、无地的空档,主人给我们安排的是红色的太阳,还是清冷的月亮?远处,更黑了。但是,我们坚持,存在;我们说:月亮不会失约。同样是等待这轮月亮,李白,苏轼,阿赫玛托娃,梭罗,也如是说过?
直到夜,9点半许,东边的山头终于有些微白了--山的头也生白发?我们知道,那是月亮的光辉--途中的月,快了。
参照物是山的廓线。先是兰波的一芽,再是王洛宾的半个,再是残缺的庞德;与廓线相切时,张若虚的那个出现了。共有多少个?一个一个的月亮,每一个时间段里,都给了我们不同的距离,色彩,和规格;还有,感触。
星,始终是微明的--发现了这一粒,才发现那一粒,像澜沧江上的淘金人。不间断的,是昆虫的音乐,哦天籁;间断的,是人间的犬吠,哦犬吠。
月亮离山的廓线丈把远时,我恍若身置海底--整个夜空是深黑的海水。月亮漂浮在海平面上,定定的,看久了,皎洁被代之以黄色:黄色,竟成了它的主调,周围的光环是五颜六色的花粉。由黄色,我想到了黄袍,由花粉,我想到了红粉--是那个赏字,使我没有说出。看得太近了,还是太尽了?那会儿,我们还看见了从月亮身上先后蹦哒出的二、三粒亮物,宛如逃逸的流星,又宛如生下的月蛋。后来竟听到了那亮物的发声,嗡嗡嗡的,原来是飞机飞过。
山里的秋夜卡在冷凉之间。去的人中有人喊冷,有人叫凉。我是冷的。但,先是一人,跟着是所有人,都说感到了偶尔的,一浪一浪的热风。热风,舔得肌肤痒痒的。舌头,这不明的唇中物,异域温馨的礼节,谁的,我们有过约吗?
背对月亮,我看见了从没看见过的那么干净的月光:白得结实,丰腴,似可伸手揭下,贴于怀中,家去--这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我喊,“霜!霜!”主人闻言,告知,那是枇杷林上的月。虽不满主人说话的平静,但我不再出声。月光是李白的霜--不是凸凹的。我经常看见月光,透明的漆刷在地上,哪曾想到过霜?当时,从庄上往山下望去,秋天的山月摊在密不漏缝的枇杷叶上的光,太像……那个字了,简直就是。没想到这次进山,猝不及防,竟俗了一回--谁让我俗的?
那天晚上,在吾国西部的农家乐,我们模仿古人,一边赏月,一边品酒。酒是葡萄酒,紫红的;杯是很民间的那种,透着夜光。我们还聊了女人,眼前的,云南的,新疆的,还有欧洲妞--那些另类的月。
夜已经很深了。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我们坐的,可是“龙椅”上的椅中物啊。思及这层,我离椅起身,猛喝酒液,压了压惊。重新入座,竟然安泰。
这座山庄属成都市龙泉驿区山泉镇美满村,有山,有泉,还美满。周大明夫妇告诉我,2003年5月12日,枇杷黄了的时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龙泉驿,到的就是这个村,到的就是这个村的农家乐。那是总书记先生非典期间的一次离京出行。他在农家乐的出现,使农家乐一下子站在举国的视野中,成为抗非战场中最有力、最坚硬的乡村堡垒。乡村土著的政治敏感,让我乐了。
庄主“枇杷周”是成都平原响当当的“枇杷大王”和枇杷乡农家乐大佬。他起步早,动作大,年复一年都在丰收。但他到底能走多远?就算没有人指证,月光一定是知道的。
2001.9
(原载《华西都市报》2006年10月6日,入选《中国农家乐》一书)
《在春分,或清明上坟记》
今天是春分,再过十五天就清明了。我的清明节一直是住在山上的——春分一过,它就会从山上走下来。我知道,是我上山的时候了。
我想到了去年的清明上山。那天,我和家人驾了车,望长松山而去。顺龙泉航天北路向南,左拐上星光路。在燃灯路口置办了白干、烧腊、香腊、纸钱、火柴、爆竹、鲜花后,过鹿溪河石桥,汽车便没入了山口林影。
我的祖父、祖母在湖南常德的山上,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在内江凤鸣的山上——他们都住在远山上,他们已离世多年了。我现在去长松山,是因为我的父亲在那儿。于我,长松山是近山,我只需向单位请半天假就可一去一回。
关于长松山,我曾有文字记写,但我没有把它写成诗歌。写成诗歌的,是山巅上的一座寺,准确地说,是一座寺的遗寺。这并不是说长松山不出名,不值得成诗。事实上,在我的心目中,长松山绝对是一座道地的唐宋名山。在空气清透的古代,你只要站在锦城里那座被李白激赞过的“散花楼”向东随便一眺,便能眺见高劲青葱的长松山:“前瞰大江,西眺雪岭,东望长松,二江合流。”(《方舆胜览》)由此可见,西雪岭,东长松,是成都大自然的平衡法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海拔一千出头的长松山能在众山之中独出品像、鹤立鸡群,除了“界内诸山皆发脉于此”原因,自然得益于山上的长松寺。我写的《长松寺》(《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由《遗址》《御笔》《风水》三首短诗组成,一看成诗时间,差不多快十年了。
如今,作为一个公墓名字和一片公墓形态的长松寺,已下山到了半山腰。不用说,我的父亲就葬在长松寺公墓。
上山的路很好,两车相错,不用担心会车擦挂的问题。路上不时有大巴经由。我们一路开车过来,坝上已见青桃,山口的桃花半谢半开,越往山里走,桃花越是嫩艳、浓烈。尤其车过宝狮湖景区时,道路两岸的桃花把山坡红了个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的这首诗只是我的脑语,我终是无法把它转化为脱口而出的兴诵。相反,溜出唇边的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是啊,这一路的阳春三月,也洗不去、烘不干我怀念父亲的一份忧伤、一份沉郁。
2007年“五一”假期间,我游历了阆中,之后驱车经巴中去达州。在达州,我忽觉心有所戚,于是决定去万源看望父母双亲。汽车刚过罗江不远,我接到母亲打来电话,她让我回一趟万源。自我在成都工作后,在我的记忆中,这几乎是母亲第一次主动要求我回老家。我不禁问母,有啥事?母说想我。我说我已在回家的路上,两三个小时就到。我想,我的回答一定令父母意外又高兴。
回到万源,我见父母一切都很正常,这让我反而有些不正常。我知道,他们在向我隐瞒什么。在我的追问下,父亲显得大大咧咧地告诉我,他咳嗽,久治不愈,口痰见血,X光照片后医生告诉他肺部有一个黑点,因县医院CT机坏了,不能再查,故,是癌还是肺气肿不敢肯定。父亲耿直、磊落、不善修饰,从他无事的表述中,我听出了事。
我说爸爸没事的,我带您到成都华西去检查。父亲说他不怕死,不怕癌,只想求个明白。我打电话给新都的二弟,让他先去华西医院为父亲挂好号。
在万源驮山公园李家俊雕塑旁的一家农庄里,工作于当地的三弟请父母和我吃了饭。平日喝点小酒的父亲那天喝没喝,我已记不真确了。
翌日一早,父母坐上我的车,向成都驶去。车上,我嗔怪父母怎么不按时作例行体检?父母回曰,怕查出个什么来,反倒让人不自然、不利索。母亲有这个想法我不奇怪,父亲这样,我没想到。看来,胆大的父亲也是怕死的。
少有驾车出行的我,这次出成都向川东北方向仓促成行,难道是对父亲病情的遥遥感应?
在我家里,一向胃口颇好的父亲只能吃一小碗饭。父亲高而瘦,干筋火旺,劲力十足,他饭量的突然滑坡,让我感到了不祥。
在我和二弟两家人及母亲的陪同下,父亲去了华西。先CT,再内探镜。做完内探镜,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苍白着脸,干呕,吐着血沫。他的难受,我一点也不能分解。
回到龙泉驿我的家中,父亲安稳如常,我知道,他与我一样,都在无助中等一个结果的到来。
怕什么,来什么。华西的结果出来了,是肺癌。二弟在电话那头说话,我在电话这头冷得下雪。我和二弟、三弟去四川省肿瘤医院咨询刘医生后,决定向父母隐瞒病情——我们怕身体好得要命的父亲承接不住这个打击,被一个坏消息要了命。
我们对父亲说,爸,是肺气肿,按时吃药吧,没事的。二弟遂把华西开出的被他偷偷撕了商标的治癌药品交给父亲。
父母在成都耍了一阵后回到了万源,回到了他从前的生活。我们也希望父亲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过几天没有癌症阴影的自自然然的日子。
一个多月后,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你爸又咳出了血。这是父亲第二次咳血。
回万源后,我们三兄弟不得不将癌情据实告知父亲。父亲听后似很镇定,但我敢肯定,父亲的内心正掀起万顷波涛!
坐我内弟的车到达州,转火车至成都。父亲离开了他工作生活过五十二年的万源。这一离开,他再也没能回去。
我和二弟把父亲送进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吃药、化疗、再化疗,父亲很配合,很努力,最后,除了骨头,他再也支付不出抗衡死亡的资本了:血、肉、水分、声音、呼吸……
随着新都东林殡仪馆一缕青烟上天,父亲去了。我目睹了父亲火化后骨头被敲碎装入汉白玉骨灰盒的全过程。父亲是公元2007年11月26日凌晨走的。
在长松寺,父亲生前单位为他召开了庄重肃穆的追悼会;长松寺高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法事活动和下葬仪式。现场挽联为:“栽培果树情倾巴山,豁达乐观一向磊落。”
治癌期间,在母亲的陪护下,父亲除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成都再军爱心护理院疗养过一阵外,还去过一次长松山。
我和二弟向父母介绍了成都很多公墓,听后,父亲说,就长松寺吧。
自己给自己择墓——多么残酷的出行、多么复杂的心境!这次经历,我在《上长松山,或陪父母订坟》诗中作过专述:
……走在
去长松寺公墓的路上,牵着父亲如一把骨签的手
我甚至不孝地提前结束了他的命数
我想到了三月、七月、十二月,中间的
火葬场、上边的白烟,下边的墓坑
——我对想的拼命不想,哪里抵得住
死的无穷之想。父母感情尚好,陪二老上山
选订的是夫妻合葬墓;母亲身体尚好
却提前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娘胎:她正被石头
吸进去,成为地风和无:成为再一个少女、老妪
出胎、出胎、出胎……出胎又入胎。但是
她没有说出心脏在阴历的晕旋,正像话多的父亲
背着阳历的风,这会儿只说好、好、好……
开着车,我满脑子都是父亲的影子。经过一座石桥右拐,顺桃花谷上行,不一会儿,就进了长松寺大门。上坡,停车,下车,我们向父亲墓地所在的广柑园D区走去。一路上,透过公墓区枇杷园、桂园、桔园、苹果园的微风,吹拂着惆怅的心绪。
终于到了父亲墓前。献花、上香、烧纸、洒酒、通冥、燃放爆竹……作别时,我再次看了看刻在父亲花岗石墓碑上的题为“万源果树栽培第一人”的碑文:“魏玉阶,高级农艺师,大巴山果树专家,万源果树栽培第一人。 1930年12月11日(农历)生于湖北孝感魏家湾,2007年10月17日(农历)6时因肺癌卒于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享年78岁。系魏文汉二子,少时自鄂至渝,先后毕业于重庆中正中学、重庆园艺学校。1955年到万源工作,1958年从茂汶首引100棵苹果树、8棵梨树于县境青花试栽成功,将本土海棠嫁接成满山苹果,终结了万源古无苹果的历史。退休前系万源县茶果站站长。”
长松寺墓墓相连,远远望去,一垄一垄的青翠,像广大的茶园。
作为县茶果站长,除了茶园,父亲生前更大的活动空间在果园。“爸爸/你一个喷嚏/果树/就开了花//爸爸/你一声咳嗽/果子/就落了地//爸爸/你一个哈欠/果园/就隆起了一堆土”(《爸爸的果园》)。这是我20世纪80年代写的,我那时就知道,父亲的坟堆一定在果园——桃乡龙泉驿,长松寺广柑园,不正是果园吗?可是,诗中,我竟写到了“咳嗽”。那时,我怎知父亲会死于“咳嗽”?这是一语成谶,还是大山般的宿命?
读了《爸爸的果园》,四川大学张放教授撰文写到:“不要忘了凸凹来自大巴山,是山民的代言人。这首诗客观说寓意与凝炼毫不亚于余光中《乡愁》的价值。要把它画出来,得请画《父亲》的罗中立。”张放以为这是我创作出来的别人的父亲,他哪里知道,那位用一生的时间培育果实的劳动者,正是我的父亲。
这是己丑春分。在春分望清明,我望见了高高的长松山,以及父亲慢慢转过来的那张果香飘逸、果影摇曳的脸。
明后天是双休,错过这个人流车流的高峰期,我就该上山扫坟了。
现在,我上了山还要下山,某一天,我上山后就再也下不了山了。多年后,在又一个清明节,有人会碰巧发现一个叫凸凹的人跟他的父母住在同一脉山上。那时的我,是我儿子的清明节。
2009.3.20
(原载《成都日报》2009年4月9日》)
《含在口中的隐秘》
口有多种功能:咽食,说话,唱歌,亲吻,盛装并倒出垃圾……
提一口内力,拉长嗯哼一词低吼着,把一粒痰从身体的深井处吸上来--兽的表情,扬程器的工作。痰吸上来的那一刻,是快乐的:就像,卫星总装厂,在产品出厂、升空前,工程师和工人们,终于从它的体内找到了那粒深藏不露、让人坐卧不宁的多余物。但更多的时候是表情的浪费,工作的无效。有一年冬天,一粒痰,整整折磨了我两个月,它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它既圆滑又倔犟,还硬朗。那年冬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我每天早晨、傍晚都要若干次低吼,啊哈着,嗯哼着,重复兽的表情和扬程器的工作。我发觉,重复并不是一件坏事。你看,你千方百计要找寻的那有效的一次,正被重复打通关节、隘卡,被浪费的时间和笨拙的工作重复出来:毕露,敞开,呈现--在你面前。口痰如此,人生如此,历史如此--从量变到质变。我曾在多种书中目睹过这样一些场面,病榻上的人,无论乞丐、书生、新贵,还是暮年的帝,当他们正要说出遗言中那个关键词的当口,却因为一粒痰挡在呼吸的瓶颈处,提不上来,一命呜呼。看世界杯,最想看的是一粒劲道十足的激射,最不想看的是球员随口而高调地把痰吐在绿茵场上——此时,一粒痰是一粒球的反义词。一粒痰滚到口中,是一捧文火的温暖,是,怀抱一个刚分娩出来的婴儿的温暖:温暖也是快乐的。把痰轻轻吐出,准确而及时地移交到另一个地方,那最终的收藏处:移交也是快乐的。如果就近没有移交的对象,不妨吐在纸巾里,牢实地叠裹着,而后将纸巾轻轻捏在手心,一路走行,遇到垃圾桶,或走到一处僻地,便悄悄移交了去。这个过程,几乎是平和的,不思想的,无所谓快乐也无所谓不快乐。我曾亲自处理过一粒痰,但那是一次失败的记忆。公共场所,痰到了口中,却无力把它移交出去--纸巾、手帕、垃圾桶和卫生间,都没有。衔着一粒痰,穿人群,过弄堂,一路走着,寻着。刚开始尚能感知它的温暖,之后便丧失了感觉--它与口腔的温度达成了一致,只觉得有一个东西粘黏在舌尖上。微呲着唇,身形像惨遭内急一般,走着寻着。后来,感觉它在冷却,冷却,直至寒冷。多么不协调的弃儿与家之间的大反差的相处!既然没有去处,哪里来回哪里去吧;口腔,只是客栈。憋一口气,我硬生生把它咽了下去,像耍蛇人吞一根吐着火舌的眼镜蛇。没有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那一刻,脸青一阵、白一阵,几乎不能把持自己,几乎又让它随着哇一声呕吐蹦了出来。最终,我还是呕吐了,在当天晚上,倚在床头,一想到这事的时候。有一段时日,我特别青睐和器重药物的效用,汁呀浆呀肓呀什么的,样样都吃,巴望如造药人所说,把痰化了。但是,我发见,被化的往往不是痰--相反,是痰,把药化了。“如果赐我以药酒,我就是那毒芹。/如果要将我欺骗,我就是那谎言。/如果要将我焚烧,我就是那地狱”(引自博尔赫斯《帮凶》)。
2000.5
(原载《剑南文学》2010当代作家专号夏季卷“散文博览”栏目)
《一座城池的锦绣河山与漆光异彩》
道可道,非常道。在这个非比一般的道中,舍去其它,只取其道路、法则、规律、本源、本体、精神体系、治理、疏导、讲说、料想之意,且暂放一边。然后,再抽取蜀锦、蜀绣和成都漆器中的纹来。接下来的工作是,让纹走向道、道走向纹。
在它们碰在一起的那一瞬间,我们一定会看见一场巨大而不休止的化学反应,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重要的是,会看见一座城池在锦绣河山和漆光异彩的盛大簇拥下翩然莅临。
揉揉眼睛,我们还会看见,这座纹出的城池叫成都。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说得真好,他在两千多年前轻轻吐出的六个字,居然把我在2007年夏秋之季做的一件极其具体的事也说到了。是的,章夫兄邀我撰写的这本人文地理图书不是“常道”:它是《纹道》。
“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成都市申报的蜀锦织造技艺、蜀绣、成都漆艺和都江堰放水节成为首批国家级名录。”这则消息的发布,无疑是令锦城人欢欣又鼓舞的。但从这则消息里面,我们还读出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我们知道,该名录由民间文学类、民间音乐类、民间舞蹈类、传统戏剧类、曲艺类、杂技与竞技类、民间美术类、传统手工技艺类、传统医药类、民俗类十大类构成,入选项数排名前三位的类别是传统戏剧类(92项)、传统手工技艺类(89项)、民间音乐类(72项)。
也就是说,成都除在传统手工技艺类、民俗类两桌筵席上占有自己的座椅外,其它八桌盛筵上的筷叉尽皆捏在别城的手中。再也就是说,成都仅在传统手工技艺这一类中就占有三项之多,即传统手工技艺在国家平台上一路领先,大显身手,独揽三金。
成都这座两千三百年不易城址、安坐如佛的城池自然是智慧的,其智慧决定了它是“心灵”的。而2006年的成都则又来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另侧转身。这一年,成都手工技艺北出剑阁,东下夔门,南走云贵,西上青藏,角鹿中原,在举国展开的非遗劲拚中,成功地告诉了世界:成都是心灵的,也是手巧的;成都人不仅嘴巴子厉害,动手能力也强得很嘛。
这就是成书的初衷。因为这一凸彰非物的过程和景象,也是非物的,因而用非物的写技和摄技,纸化非物中的非物,我们认为确有必要。——该留下来的,一定要留下来。
现在想来,非物还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我记忆中关于锦、绣、漆最初的最美好的事居然都不是物质的。
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好一个“锦书难托”!对一个从未摸过锦、看过锦而又被春风轻轻撩拨了一下的少年来说,陆游这首《钗头凤》中的四个字真是穷尽了一个年龄段的全部想象。为了表达对唐婉的情感之深之重,陆游用“锦书”来指代了一封最珍贵的情书。但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一封早已写在“寸锦寸金”一样贵重、华美的锦帛上的情书,并且,它一直行走在陆家朱漆深宅至唐婉的路上。
如果说少年时读到的“锦书”属文绉绉一类雅词,那么,稍后从金庸小说中读到的那些震慑绿林英豪、持有国家级武功的“锦衣卫”,则在我还没把一个向度想象完毕时,又给了我一个完全相反的想象向度。
电影《刘三姐》《阿诗玛》中的故事、画面大多不记得了,记得的零星、残缺画面中,长得很好看的女主角在坡边竹楼上、河边榕树下把绣球抛给那令我嫉妒得要死的男主角的画面和细节,让我至今怀想。
除了这个喜色的“绣球”,打动我的绣品中还有朋友况璃的伯父况浩文先生写在手抄本中的那双神秘诡谲、精美如仙物的“绣花鞋”。
至于物质的漆具,我能记得更清晰的,也不再是1984年在万源县城打制的那套新婚用的漆木家具了。我记住了新婚蜜月中漆光的明亮、温润和喜悦,以及现今的老婆昔时的新娘坐在梳妆台前,依凭如镜的漆面,拢发、侧面、顾影自足的样子。
物质的艺术品,是技艺落地时的显像。我在书中《漆艺:行走在刀锋和笔尖上的风声》篇中说了,“除了贴身状的言传身教的师徒制度,即或文字、图片、摄像三种方式同时覼缕,也永远只能呈现技艺的皮毛。因此,技艺是慢的,是与急功近利的工业体制和速度背道而驰的。技艺是非物的。非物的技艺是看不见的:是风——因此,那一代一代的捕风者,怎不令我等抬起头来,把他们仰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成都入得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三个传统手工技艺项目的正面而朴素的描述。
秦汉时期,成都地区遍地植桑,丝织业十分发达。织锦工在“南河”两岸濯洗织锦,因而濯锦之江又叫“锦江”。西汉文学家扬雄在《蜀都赋》中说:在成都随处可见“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热闹场景。当时的朝廷还专门设置机构及锦官来管理,所以成都又称“锦城”或“锦官城”。与蜀锦花楼织机有机融合在一起的蜀锦传统织锦技艺,组织设计复杂,以“拉花横扯”为特点的“挑花结本”工艺使蜀锦复杂的纹样得以付诸实现,其工序严密精巧,形成与众不同的独特织锦技艺。
蜀绣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与湘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西汉以前,蜀绣就与蜀锦齐名,铺锦连绣。宋代,盛极一时,据《皇朝通鉴》记载: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蜀绣经三千多年来的不断传承与发展,形成今天的12大类、122种丰富多变的针法技艺,造就了“鲤鱼绣”、“熊猫绣”、“花鸟绣”、“人物绣”等独特表现技法,成为中国刺绣中独树一帜的名品名艺。
成都漆器又称卤漆,以其精美华丽、富贵典雅、光泽细润、图彩精致绚丽而著称。成都漆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漆器工艺之一,发轫于商周,兴盛于战国、汉、唐,绵延两宋、明、清而不断发展,对我国其它漆器工艺流派及日本、东南亚等国的漆器工艺具有重要影响。成都漆器,制工细腻,生产耗时绵长,被誉为“雕镌扣器,百伎千工”,并以“平绘描线,拉刀针刻,堆漆工艺”等稀有技法而自成流派。成都漆器“千变万化,出神入化”,与北京、福建、扬州、广东阳江齐名为全国五大著名漆艺。
在上面的描述中,我们看见了产品、技艺甚至时光,但却没有看见那一双又一双的手——难道,它们神出鬼没、鬼斧神工得把自己都给弄没了?
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一次又一次在皇亲贵族墓葬中发掘出令世界为之雀跃的古工艺品,却从未刨出过一具能工巧匠的白骨。我满以为在史学家、文学家的文字里可以找到几个扑满泥尘的很民间的名字,哪怕是疏忽大意之间一笔带过中夹杂、庋藏的也好哇——可是,我获得的,是再一次的失望。
在我的理解里,大师就是那些身怀绝世非遗技艺的人。
然而,历史居然遗忘了他们,遗忘了一群大师。褰开一座一座藏书楼的锦衣,只有两大类人物身影幢幢:一类是官员,一类是诗人和史书作者。看来如李白们的诗人,是唯一未被遗忘的大师。读着自己1989年写于江油的诗歌《大师出没的地方》,望古勘今,环顾苍茫大地,唏嘘不已。
你看远古时代,这个是尧发明的,那个是舜发明的,再一个是黄帝发明的,可能吗?很多普通人做的一切都被“幻影大挪法”位移到了一个不普通人的名下——重看官文化的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一切功劳归领导所有。
其实,面对史状,早在1945年春天就有一个人发出了意欲改写历史的有力的声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写的《留住手艺》一书,“遗漏”了一切,只用活态的写实手法介绍了28位日本手工艺人。作家的“遗漏”,留住了28位民间艺人在日本未来历史上正写的名字。
是的,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创造技艺和产品的主体乃人的力量。因此,在国务院公布名录一年后的2007年6月,为对非遗项目实施“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略,在着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为重要特征的择选范畴内,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五大类的22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成都计5人,为:蜀绣(民间美术类)郝淑萍,蜀锦织造技艺(民间手工技艺类)叶永洲、刘晨曦,成都漆艺(民间手工技艺类)尹利萍、宋西平。
传统手工技艺蕴含着人类诸多的发明与创造,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下的蛋,要么是实用品、要么是艺术品、要么是实用与艺术兼具的产品。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功利地说,它是非遗中的物质,是有棱有角可以拧走的商品。
本书专述的蜀锦织造、蜀绣和成都漆艺,这三种技艺在古代都有骄人的出色表现,都在某一个时代达到过中国乃至世界的巅峰——这是它们灿烂而光荣的共同点。三种技艺的另一个共同点却是令人焦虑的:命运多舛的它们如今几乎都置身在了萧瑟的瓦砾上,尴尬的表情,像亟待抢救的国粹——这与它们当年作为趾高气扬的大宗国际贸易商傤沿着南丝路、北丝路、海丝路抵达他国异域受到的隆重而盛大的礼遇相媲,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事实上,不仅当年,即或现在,当老外们走下蓝天的悬梯落地成都后,最令他们惊叹和爱不释手的玩意儿,依然为如是的“老三样”。是啊,我们认为土气的、不屑一顾的东西,老外们却认为洋气,并一门心思捉摸如何据为己有。我们认为自卑的东西,老外们却认为太了不起了。
我这样说,不是说老外们说的就一定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这个区别于那个的标识要求是,一个国家当有国家性格,一个民族当有民族性格,一种文化当有文化性格,一座城市当有城市性格,而非遗,而非遗中的非遗,而非遗中的精神,无疑是性格版图中最重要最有光彩的那一部分。
但是,面对血液里流动着传统文脉的绝世技艺,我们也不能固步自封、原地踏步,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好的基础上,一定要走“发展”之路。长达数千年的传承中,技艺口传心授的不特是方法、动作和工艺流程,它还是传统世界观、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沿袭。随着生产方式、文化取向与现代艺术审美的嬗变,古老技艺的内容与形式,也存在着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如何重建现代价值体系的新的可能性的不懈探索。
置面技艺,我们必须躬下腰身,谦虚,忐忑,怀有一颗悫实的心。而事实上,最敬畏技艺的人正是操持技艺者自己。对于永无止境的技艺领域,一代一代手工艺大师们毕生的追求是,在一枚针尖上刷新瑰丽。
江水涣涣,群山夐夐。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曾经活跃在朝野上下,与织锦、刺绣、髹漆同等弥足珍贵的手艺已经失传!现在,我们可以责怪古人,但愿未来不会责怪我们。
以成都锦官城为圆心,以南丝路网络为半径,上下五千年,纵横五万里,三种国家技艺像三只流光溢彩的金丝鸟,就那么飞着,就那么鸣着,蜀地的桑树林和漆树林,是它们筑在高高粮仓上的家园。
一个手艺人将手纹、掌纹、指纹印在自己的手艺上,就像一个皇帝将玉玺印在自己的名字上。当手艺古旧得长出了令收藏家们趋之若鹜、夜不能眠的满脸皱纹时,一个年轻的大臣望见了皇帝内心的波纹。
2007.11.4
(原载《青年作家》2007年第12期,系《纹道》一书序文)
《耳朵里的草原、马匹和骑手》
由于个人的癖好,我对歌坛的关注几乎是一种缺席状态,如果说我也能说出一些所谓的大腕歌星的名字,那也是娱记们狂轰滥炸后强行进入的结果。但我的说出也仅限于名字。目下,可以被我“知道”的著名歌手有二:一是李宗盛,一是腾格尔。这里按下前者不表,单表后者。
初识腾格尔,是好多年前;腾格尔三字,嵌契在一段文字里。载体已记不真确了,但我记得那段文字是余光中先生对腾格尔的评价,说,听过大陆、港澳和其他来台演出的华人歌手唱的歌,不是庸俗作秀、嗲声嗲气,就是哗众取宠,但没想到大陆这次来台演出队里居然还有腾格尔这么一位优秀歌手,他让我听到了博大、本真,听到了一个阳性中国。……诗人余光中我认半个,学者、随笔余光中全认,当然,作为言说的余光中我也是认的。譬如,我至今还欣赏着他那段精彩的言说(并为此写过一首诗《在我心目中》):“在我心目中,大陆就是我的母亲;台湾则是我的妻子;而香港给我的感觉像我的情人;而欧洲的感觉则很像我的外遇;而美国,说句玩笑话,它给我的印象好比是我的妾妇!”
认言说的余光中,也就认了唱歌的腾格尔。我为吾国歌坛江湖有腾格尔这等被隔海称道的角儿而高兴--但也仅止于高兴:我还断没有达到要为一个引起我高兴的歌手去思考点什么、或做点什么的程度。我有自己的事要做,阅读,写字,挣钱,和一帮朋友树下喝茶聊天。
直到有一天--与“那一天”相隔三、四年的一天的到来。当时,客厅,我慵倦地蜷缩在实木沙发一角,在啪啪啪依次儿快速点击电视遥控板键钮的习惯里,猛然看见了一张脸,定格后,又听完了半首歌。见我有些怔,妻告知我,那是腾格尔,歌叫《天堂》。还说,你们长得有些像哩。我这才释解在一些陌生场合为什么总有一二人说我像一个演艺界人士;我这才知道有人竟可以将声音拿到那样一种极限、说到那样一种难度,竟可以对蓝天、湖水、草原构成的家,骏马、羊群、姑娘构成的家,把“我爰你”说得那样不可复加,让人怀想,自卑,顿生悔意。这以后,总寄望于我那在遥控板上的习惯,但除了《天堂》,终没出现别的。习惯让我一次次落空。开始寄望于VCD,但又不敢肯定腾格尔一定有那样一碟个人专辑,因此,也就没有专门去寻。
今年夏天,傍晚,我和妻散步到兴龙商业街时,见街头有一个专营音像制品的摊点,忙问女摊主:“有腾格尔吗?”答曰有。妻见状,知道我不论价位高下、品质如何,一定要买的,忙将我衣角一拽,先问:“啥价?”答曰十元。妻故作可买可不买状,一阵杀价,以八元购得。相信腾格尔一定被假冒伪劣了,虽然我缺少对盗版辨别的常识,但我知道真腾格尔不至于低廉到八元的地步。无论怎样,有总比没有好,我抑制不住一阵兴奋。
有了歌碟,依然没有急着放进机子。与腾格尔交流,需要营造一种环境,内在的,外在的。我必须专门抽一个下午听他。秋日,阳光透过面南的窗户,斜斜的,直照到离茶几上的杯子约四、五尺的地方。腾格尔来了,但我不想看,或者说,不想看得太专心。微闭双目,耳膜立时颤动成一片草原,草原上有马匹,马匹上有骑手,得得得,或舒缓,或疾速,直往心里去。整整一下午,我都置身在那遥远、那温暖的北方,草甸,大漠,蒙古女,榆木马车,帐篷,套马杆,牧羊人……一个人可以用声音这种材料,把一个地方制造得如此精美,又可以,制造得如此粗砺--难怪余光中先生有那番言说了。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趣旨而论,最能说服我的除《天堂》外,是,《又是大旱年》《父亲和我》《奶奶我走了》《离去》几首。尤其《又是大旱年》,它让我压根就没听到喉咙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骨头的声音,是身体内部所有骨头相互砥砺、相互摩擦的声音。
一个偶然的聚会,使我听说了腾格尔几年前曾到我所在的成都东郊龙泉驿演唱过。龙泉驿就那么巴掌大块地方,令我奇怪和费解的是,他来过,而我不知。前些日子,参与策划龙泉驿二十五个文化项目,在“百米名人长廊”的策划草案里,我固执地将腾格尔列了进去。这是我能做的。至于“长廊”能否建成,腾格尔能否入廊,则是我不能做的。
我对朋友的要求是严苛的,有心中的,眼中的,嘴上的,我认腾格尔是耳中的朋友。对于这位耳中的朋友,我还能做的是,写出这些文字,没有目的,仅仅是写出, 而不是、也不能——说出。
2000.9
(原载《四川文学》2001年第五期,收入《字篓里的词屑》一书)
《含火的记忆》
一
一九八五年以前,也就是二十三岁以前,烟,我是不吸的。至于不吸的原因,现在想来,首先是观念,其次是物质的原因。母亲虽说家庭成份不好,却是革命干部,对我施行的自然是正统的教育;父亲就不用说啦,中共党员,终生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因了父母的教化,我的观念可想而知。潜意识里,烟酒形同一对孪生兄弟,都是害人的,往往双管齐下、叠加在一起害人。只有无业者、失学者和不求上进、匮缺定力的人,才会与这对孪生兄弟结下深谊,成为至交。我不是、也不愿意是“那样……的人”。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一种对后代应有的责任。也许,一说到责任有人就发笑,但我当时确实想到了责任。我十八岁就有了女朋友,我们的恋爱方式不像那个年代惯常的隐蔽和秘密,也不像,另一个年代的地下工作者--总之,一点也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像贼,而是正大光明的。这,得益于双方父母的一致认同和支持。面对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女朋友,我不能不提前对她迟早将为我生下的儿子或女儿产生一些作为未婚未育父亲自然生发的臆想和思考(当时我并不知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由此,思及到子女,思及到子女的健康;思及到健康,也就思及到了烟酒对健康的伤害--李白父子即前车之鉴。李诗人真是伟大,牺牲自己的儿子,却成全了那么多后人的儿子。至于不吸烟的物质原因,我要交待的是,那时,全民的收入都是极低微的:我参工后每月的二十多元人民币,已经是让人眼羡的俸禄。记得那时好些人都喜抽经济牌香烟,八分钱一包。由于天性节俭,纵是八分钱,于我,也是不舍的。既然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我干嘛吸它并还要为它搭上本来就不丰的银两呢?“天下没有比吸烟者更傻的了。”我为自己能认识到这层而暗自兴奋。观念已经决定了对物质的把握、取舍和处理,从这个意义讲,物质的原因也就是观念的原因,所以我把它列在次位。而从十几年后,我目下的状况看,物质的份额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二
我是从婚后开始吸上烟的;喝酒也是婚后。至于是婚后哪一年,已没有实在的记忆。但是,那一年,一定留宿在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八年的区间里。一九八五,是我结婚的年度;一九八八,我调报社--在报社,是叼着烟编稿的。“凸凹,你在做什么?/我这个小兄弟兼未名诗人/总在设想你阅稿的姿态/攀枝花又吸完了一枝/能定么?/文学的孩子们不谙世故”。这是一位诗友发表在一份文学小报上的诗句片断。诗中的“攀枝花”,是一种烟的名字。记得攀枝花当时一块四一包,还记得攀枝花之前,吸的是更价廉的国松。但是,却不记得怎么就吸上了烟。现在想来,撇开其它因素不谈,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孤独了。人一婚,按说,就有了家。我也有家,在一百七十公里以远的达县城里--我过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地分居”的日子;我是单身。“去它妈的精神!”从那时起,我的谈吐、举止和观念开始有了变化。这种情形下,烟走进我的生活,成为伙伴,是自然的。在此,需要置疑的是,我一贯称诗歌是我孤独时的伙伴,果如此,那么烟,烟充当的是何等角色?事实上,准确地讲,烟应该是我诗歌的伙伴,它们一前一后(烟在前,诗在后),结伴而来,把我温暖、抚慰、照亮。你看,烟在手上一闪一闪的,仿佛导航的灯盏,诗顺着灯,就来了。当然,有时,诗是不来的--那是,烟还没有完全深入,诗尚在途中。遇到这样的时候,一定要沉住气,一个人,小屋,把烟留在外边,让“气”进去,直抵肺腑,慢慢地等。几年的,又孤独又不孤独的时光就这样等过去了。直到“两地分居”结束,我和妻子、小儿团聚,在成都东郊龙泉驿,一九九三年的那个春天。
三
我不仅没记住开始吸烟的准确时间,更为糟糕的是,连教我吸烟的师傅都忘了。也许,压根就没人教过我吸烟,我,不定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哩。而师傅,只是我虚构的一个幻像。但是,我宁愿固执地相信我是有师的--学烟哪能师出无门、无系无派呢?从种烟、造烟、售烟,到拆开烟盒、把烟头摁灭扔出去,其间的内容多么丰富,深奥啊。再往细处说,从兜里或几案上拿起烟盒,取烟,递烟,夹在指间,衔在嘴上,点火,吞吐,弹灰……这一系列动作里,因为场合的不同,心境的差异,以及所受教育、文化背景和自身性格等种种因素所致,表达在着力、取角、运气、用时,以及与之相呼应的面部和形体表情里所变生出的细微的东西真是无法表达。比如毛泽东对烟头的处理,是躬身,曲盘左脚,拿右手将烟头狠狠朝布鞋底板前掌部位的中心杵去,直到被杵得粉身碎骨,而谈话,还在继续。比如本人对烟头的处理,是,眼睛平视前方,右手持烟垂膝,松开手指,让烟头呈自由落体状坠下,再踏上右脚,用力取六十度的弧度左右旋三下,以此达到让人无从甄辨烟的品牌、烟回到泥土的目的--当然,如是的处理是在野外或没有烟灰缸和垃圾桶的场所。我写过一册民谣体的集子《苞谷酒嗝打起来》,第六十三页是《烟杆歌》,抄录如下:
竹儿节疤穿个洞
四尺八长莫乱碰
一要烟杆通
二要裹得松
三要明火点
四要吧得凶
五要竹椅躺
六要酽茶送
七要歇口气
八要撒点风
九要磕三下
十要眯眼弄
黑如锅底滑如风
儿媳进门烟敬公
对吸烟的细枝末节都予以写出和比如下去,这篇文字是远不能胜任的,必须是一部大书,才能装下。至于说到古今中外博大精深的烟文化、烟哲学,恐怕一部大书,几部大书,也未必能尽装。比如,与人交谈,设若衔一支烟,无疑就有了两个等同长度的三寸之物,也就有了双重的语言,双重的妙语如珠--烟也是语言,是可以供人读的。再比如,一根小小的烟,可以带来一声咳嗽,一星灵感,一个际遇,带来好运、梦魇,朋友、仇人,也可以带来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还可以,从烟到烟,什么也不带来。正因为如此,对于烟这门学问,这道手艺,我依旧相信自己是有师傅的,至于叫不出他的名姓,只能怪记忆的不忠,怪人生的沧桑和世事的变幻难卜。还相信,那个暗处的师傅一定健在,他看到这篇文字后,一定龇牙咧嘴,会心一笑,吐一串漂亮的烟圈,说:“这徒儿,还算有点悟性。”
四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特别是有那么一段时日,只要打开各式新闻媒体,说吸烟伤肺、脏血、致癌、减寿的文章就遮天蔽日而来,让人疑心又到了林则徐禁烟和除“四害”的年代。仿佛人体中一切病根甚至精神的病根追溯起来概为香烟惹的祸。最让男人灰心、痛苦、恐怖和最让女人不语而担忧万分的是,说:上边一燃火,下边就熄火。那一时间,直到现在,各种公共场所,车站、机场、码头、客栈、商场、公园、聚会厅,均在抢眼位置安置了吸烟罚款标志。吸烟大众立时沦为吸烟一族,几近异类和屡教不改者。但文明、民主的社会毕竟是开明的,往往在一隅、一角隔一小屋--称吸烟室,“瘾君子”一族挤在其间,吞云吐雾,颇有沙龙味道。这倒使吸烟者变得更为纯粹、真实和自觉,也变得,更让人留心和注意。甫一看,一些人俨若绅士和思想者,一些人酷肖艺人和劳工,一些人恍似流氓和地痞。倒楣的是烟厂、烟商,他们锐减规模,甚或关门歇业,转轨变型,另谋营生。与此同时,国税地税部门的烟税收入也受到损伤;以造烟为主业的一些城镇,财政口袋也有了罅隙。这是正常的。最为倒楣的是,种烟和造烟的大批直接手工操作者们,他们从岗上下来,娴熟的手艺成为过往的回忆;而在另一些岗位,又成为另一种手艺最初级的练习者。有意思的是烟盒面部上统一规范的六个字:吸烟有害健康。探究一下,它实质是烟厂与烟民之间达成的一则契约,一本可入《吉尼斯大全》的最精短的协议文本。也就是说,甭管你得了啥病,千万莫往吸烟上靠,就算经科学测检真是吸烟吸出的病,也与我厂方无关,与,为烟厂颁发《生产许可证》的国家职能部门无关。我是一个反对迷信、认科学的人,但,吸烟施加在身体上的种种劣处与带给身体之内、之外的种种好处相媲,孰多孰寡,实难夺定。但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有自个儿偏执的理解和理由。再者,吸烟已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一种爱好--什么也甭说,仅此,就使我坚持了下来。有什么比自己的“爱好”更重要的呢?还有,对我的理由给予有效支撑的是一位矮个子巨人,除工作外,他爱好桥牌和吸烟,并把这种爱好旁若无人地一直坚持到了另一个世界。
五
我不是巨人。我的坚持在动摇,在放弃--我戒烟了。那是世纪末最后一个冬天,囿于多方面的无法言说的缘由,我主动辞去了在一个工业基地里的正处级、法定代表人、经理职位,心甘情愿地将一家自己苦苦经营多年、业绩年年看好的公司拱手交了出去。我做了几乎是除死之外能做的一切,结局是,那一刻,经济处境,生存压力,事业,前途,一下子扑至眼前,世界一片黑暗--像,一头巨兽到来。记得那段时间前后的某个冬夜,坐在办公室,一个人,灭了灯,出门开灯时,我看见仿木地板砖上有两个被扭变形了的空空的烟盒:一个是红塔山,一个是娇子。烟,就这样戒了,没有公告、仪式和誓言--不再购烟,不再接烟,如此而已。但是,说归说,先前的一段时间--一个来月吧,还是有些难受。那段时间里,妻常在航天综合市场大门左边第一家干货店铺买一些我喜爱的白味向日葵,让我嗑。直到有一天,妻说,你看,你的牙都嗑缺了。我不信--牙齿那么坚硬,向日葵能把它咬缺?于是,我拿一颗向日葵很随便地搁在上下牙之间,再往镜前一凑,一咧嘴。奇怪的是,不偏不倚,向日葵正好嵌合在右侧第二颗上牙的那个豁口里。水滴石穿的原理在普遍的向日葵与个人化的牙齿之间得到了佐证。妈的,烟竟让我付出了医师也无法往烟上靠的牙缺的代价!为戒烟,为戒烟而戒烟,我还是忍了。那段时间里,一口也没吸。由此,第一次欣喜地发见了自己内存的自持力的斤两,至少,我的自恃力抵挡住了烟瘾的卷土重来。因而说,在自恃力面前,瘾这家伙是不存在的--只是一种需要时的说法。就这样过了十个月。十个月后,戒烟生涯结束,我的嘴上又腾起了烟雾,且,比以前更狠、更野、更烈。还需要交待的是,戒烟运动中,我的体重净增二十斤,是人到中年最怕的发福。是啊,发福,多么讨嫌的馈与!
六
“十个月后”的那段时间,我正在一家政府单位打工。工作除策划外,是写一个接一个让头儿满意的文案。在我为那些枯燥无味的文案熬更受夜、绞尽脑汁的时候,很自然的,想起了烟--没有烟的导航,文字,总也不来。关于戒烟之说,马克. 吐温有段精彩的名言:“戒烟是容易的,我都戒了一千回了。”我还戒不戒,还要在金盆里洗多少回手,谁知道呢。真要感谢妻子多年来对我所有行为和嗜好的理解、宽对和容忍,我再次启动烟,她认。她很早就对我说过,当初,十七岁那年,她看起我,全在我不吸烟,不饮酒。真是惭愧,我让她的期货眼光亏得一蹋糊涂。但愿,对一种期货的大胆冒险,可以赢来另一种期货的意外回报--我对她说。以前,我买得最贵的烟是娇子,山城、叙烟、国松、攀枝花、金五牛、翡翠、红梅、黄桷树、阿诗玛、红塔山、云烟,等等,也买过;现在,一块五一包的软五牛也照样抽得津津有味。真不敢再写下去了,因为,写着写着竟发觉,对烟的记忆,简直就是对吸烟者一生的记忆。你看,你把自己吸的第一种烟到最后一种烟,摆置在一片沙地上画就的迪卡尔座标上,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烟价,再登高,再远望,眼前顿时会出现一条五光十色的壮观的曲线,有波峰,波谷,有平移的线段,空白的间歇……你会暗暗吃惊:它正是你从没理顺过、画出过、看见过的人生轨迹啊!我自忖还远没有抵达回眸人生轨迹的年岁--虽然已拥有了足够多的烟盒。但要我摆置它们,还需要慢慢地吸着,耐心地等待--直到,自己被变成一支烟,衔在炉子那张铁定的大嘴里,郊外,在地面点燃,在高高的天空腾起看不见的浓浓的烟雾。
2000.11.21-23
(原载《青年作家》2010年第2期)
《人之初:都江堰的烙印》
一九六二年公历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初五,天擦黑的时候,我枕着都江堰的涛声和桃花蕊芯的风来到了世上。一九六五年秋天,我随家人去了大巴山。这就是说,都江堰的四个年头,加上活在母亲胎中的那十个月,共五个年头,是我的人之初。
孔子说了,人之初,性本善。那么,倘我在人之初之外有恶之行,一定与都江堰无关。都江堰是本初的,善的,相对我的小而大的。大到我不知该怎样形容她----梦她,呓她,念她,让她鞭挞、掩蔽、湮没,还是学一回艾青大吼一声《都江堰,我的褓母》?后来,直到我离开她三十六年,我才在一个冬天,用一首诗勉强表达出了她的大,包括命数、神秘和不可知:
一条大河,横亘在面前,大得不流动。
整个世界,除了天空、夕阳,就是大河。
尤利西斯漂泊十年也没见过它的样子。
没有岸,水草,鱼歌,年月,蚂蝗,和蝶尘。
我甚至也是这条河的一部分。
对于这条大河,我不能增加,删节,制止,划割。
或者推波助澜,掀起一小截尾部的鱼摆。
夕阳倾泻下来,没有限度地进入我的体内。
无数条血管像无数条江流涨破中年的骨肉。
仿佛恐龙灭绝时代的那场火灾、那场大血。
布满整条大河,地球,这个黄昏的呼吸。
又仿佛混沌初开,分不清
天在哪里,地在哪里,水在哪里,血在哪里。
我见过河南的黄河,重庆的长江,青岛的海。
还见过川东地区山洪暴发的样子。
它们都没有那么大,那么红。
并且,早已先后离开我的生活,远去了。
我所在的龙泉驿没有河,因此缺少直接的联想。
现在,除了在阅读中碰见,我已很难再记起它们。
这条大河,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还到不到哪里去。而那个黄昏的场景。
不仅在夜晚,甚至白天,都会不时出现。
仿佛一个梦魇,一种幻像,大得不流动。
只有那水的声音,日夜轰鸣、咆哮、让我惊怵。
这首刊于《南方周末》报的《大河》事实上已成为了我的代表作。这不仅让我困惑,也让我吃惊:她默默成全一个儿子的绵力究竟有多大?
我的记忆是平庸的。但体现在对过去某些微小细节的浮现上却又表现出惊人的绵力。那一定是接近中午的一个春日,二王的眼皮底下,我在铺着木板的那条著名的叫安澜的索桥上蹒跚学步。我举头看见了太阳的脸,低头看见了太阳另外的脸。我从索道中路,斜斜地晃到了边路。我看见那张脸在岷江水中波动,做着怪相,让我亲切,不害怕。我遂把身子和小手扣在钢绳上,小小的幼年塑了一个扑向水的大姿势。这时,我被一双手紧紧拥在了怀里。我回头望见了母亲的脸,脸上只有白,红落进了水里。如今已白发满鬓的母亲不时还在念叨:那天,好险,儿哪你差点就落水了。
可以说,对都江堰水的记忆,就是我对都江堰全部的记忆。这不仅是我惟己的说法,它也包涵了公共层面的意思。成都之所以把自己定位为休闲之都,盖因都江堰地理在西,位居高枢之故。水从都江堰出,不需要人出一点力,它就自然地分叉,再分叉,以无数条渠和沟的形态,网向成都坝子。而成都人民,在水边踱步、喝茶、吟诗,喜滋滋地看着五谷从地里冒出来,伸进嘴中。他们要做的更的事是迎接、筑仓和赞美。----这也是成都催生了大批闲逛、才气横溢的诗人、文人,并获“诗歌首都”的缘由?
离开都江堰去了大巴山后,我总以为自己离她远而又远,她对我的灌溉更多地体现在对我人之初的灌溉上。不想,前不久,龙泉驿滨河广场上,我看见在一场水文化演出前举行的一个赠都江堰水的仪式上,龙泉驿虔诚地接过了都江堰水。这水,只送都江堰灌区。这个仪式那么清亮地再次提醒我、打湿我----原来,龙泉驿是都江堰灌区之一,原来我至今都没离开她的灌溉,至今都被她奶着!
都江堰是我一生的来处。我的去处在哪里,我不能卜知,并且也不重要。能够确认的是,不论走多远,走到哪里,哪怕走进坟墓,都是都江堰这条河带着我,前边牵着后边推着。南桥附近的河边,我去往无数,她是我永远的《一九六二年的河边》:
再次来到
母亲那少妇的
一九六二年的河边
我的青城风吹开的河边
河流从高处流来
向高处流去
-------多白的入云龙!
我在河流的谷底
呼吸它刮起的回风
和迸溅的新氧
整个画面
像一只飞翔的大鸟
翅膀博大、轰鸣
头脑睿智、流转
离去的途中:禽分解
云朵干燥、轻飘
附会玉磊山影
和一排脐带般的堰树
在这条河边,我的一个叫廖永德的朋友死于车难----他死后,王国平把消息告知我,我把给他写的祭词发到了“杨子鳄”网上。而我的另一个叫师水席的朋友,他的母亲则被这条河带去了天堂。不仅是水的烙印。关于都江堰那片土地,青城山、玉垒山、城隍庙、傅仇墓等,都在我内心最敏感、细微的部位,占据有对应的所在。而常常出现在梦中的那捧泥土,正是裹有母亲脐血的那捧----它在哪呢?我且把它当作被山风吹散,撒向了都江堰广袤的土地。现在,在都江堰行走,就仿若回到了我生命的混沌时期,泥土中随处都是生命浓红的烙印。回眸故土,薄雾中扑面而来的是《站在心跳的峰尖望故乡》的景象:
大地的心跳剧烈地起伏着
大峰大谷在土地的绿衣里怦怦作响
故乡总在我略感欣慰的地方
被鸟语花香的意象一圈一圈缭绕
生活在土地的心跳里
睡眠的香雾直往母乳那里飘
我站在我心跳的峰尖
看见土地辽阔的翅膀在遥远的地方
平静下来平静为草原
而河流那些土地的血
在树木的血管里流得安详又自然
虽然斧子的寒光曾让故乡的心跳悬着冰凌
柴灶的黄历不说也有愤怒的一咳
解开土地心跳的纽扣会看见自己的心跳
河流和树木在我内心找到故乡
我的子裔一定会按时来到这个世上
我也会在一个有月的黄昏让最终的归宿
像广大得稀有的土地那样踏实下来
有时,我竟不能把都江堰和母亲绝决地分开:两张脸交叠出现、隐去、笼统、混为一体。比如这篇随笔中,二者的代称都是一个毫无任何区分征候的“她”字。在这里,冷静的汉字处理技术被温软的情感消解了,并且,苛刻的我纵容了这种消解。
母亲那时在灌县商业局工作,是从内江女中毕业后分配去的。我降世于县医院产床,“……人生第一声啼哭出现在四川都江堰。后来,母亲说,单位过“三.八”妇女节时,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我提前摔到了人世。”这段引用的文字出自《记忆. 编年史》一文。这里,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我以白纸黑字的形式永久固化了对出生都江堰事件的记忆,二是母亲让我更早地把啼声交给都江堰,把都江堰风光交给我的幼眼。
正是这双幼眼,至今都还保存着一个至死也不会忘却的场景。记得我们的家是临街一间低矮、潮湿的房子,记得那时的冬天飘着雪。母亲上班去了,乡下来的的小保姆不知去了哪儿。我在屋内的火塘边玩耍,玩具是一把约三四十公分长的铁炭夹。那会儿,炭夹像一对会飞的翅膀,它随着我的思维、兴致,在手上飞来飞去。有一阵子,我发觉,当它飞进火塘后,竟变得鲜艳、红彤、充满神性。后来,这对红翅膀开始满屋子飞翔。后来,它敛翅、栖停在了我的右脚背上。
这会儿,四十年后,我卷起裤管,褪去袜子,再一次盯视并抚摸了红翅栖停的原乡:那块疤,居脚背正中,光滑,无纹,无汗毛,椭圆形,中年人大指姆头般大小----像都江堰伸出手,给我盖了个永不磨灭的鲜红的手印。而都江堰的水与火,就在指纹里流淌和燃烧。
我把这块疤称之为“都江堰烙印”。
我知道,从那会儿起,我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每一个足迹,无不刻着“都江堰烙印”。它是善的烙印----哪怕沾一丁点恶,都会让我留下把柄,无处可逃。
吾国古代有“三祭”,名:水祭,土祭,火祭。有“三过”,曰:过水,过土,过火。
2005.8.10
(原载《青年作家》 2006年04期,入选《行云长歌——名人眼里的都江堰·散文卷珍藏版》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