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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邱华栋:世界一体化写作中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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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邱华栋,小说家,诗人,评论家。1969生于新疆昌吉市。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小说集,1988年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曾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骑飞鱼的人》《单筒望远镜》《教授》;中短篇小说集《黑暗河流上的闪光》《把我捆住》;散文集《绝色喀纳斯》;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亲近文学大师的七十二堂课》;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步》;诗集《花朵与岩石》等,结集为七十多种版本。多部作品被译成法文、德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英文、越南文等。

 


【主持人语】

 

    身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作家邱华栋对当下文学写作及走向具有常人不及的敏锐。日前,邱华栋参加成都本土作家凸凹的小说《甑子场》研讨会时接受本报采访,就用这样的视野畅谈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国内文学出版现状、中国文学期刊是否真的难以为继等诸多公众关心的问题。

 

【采访手记】20141221

 

    在文学圈里,“邱华栋老师”其实不老,他一只脚踏上60年代拥挤的末班车,另外一只脚悬吊着,“70后”作家均向他行立正之礼,他就呵呵呵呵地笑,一脸的宽厚,突然又做了一个怪相。朋友之间,我们称他作“华仔”,说文学的华仔表情比起演艺界的华仔还要丰富。

    主编施战军在北京坐镇调度全局,华仔实在太忙,必须满世界飞。身为《人民文学》副主编,他一年里几乎有一半时间是在奔赴会议与转赴另外一个会议之间度过的,迄今已经出访过三四十个国家,参加了所有涉及中国文学的各类文学聚会;国内的文学活动更是频繁,他也必须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出席、发言、颁奖。不知不觉间,昔日的知名小说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开会主编”了。为这份拥有64年历史的“国刊”牺牲一点自己的创作是值得的。高强度地奔走,也让他阅人无数,对文学写作以及文学走向,具有常人不及的视域与敏锐。他对我说:“文人们都说自己忙,其实我才算个忙人。机场、飞机上的我,真是一分一秒也不浪费,拼命读书啊……我所接触到的很多读书人恰恰在很认真地阅读经典。

    我们谈到他20145月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4卷本巨著《亲近文学大师的七十二堂课》,这是一部上百万字的文学阅读笔记,是对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海明威等72位现当代世界级文学大师进行深入的个性化解读,特别是对创作艺术和作品的精神世界的把握,感觉细腻,评价生动。本书另外一个特点在于,这是一部非常罕见的由作家撰述的当代世界文学史。它不仅仅是一部作家论,因为这部著作的历史意识非常深厚,不单在知人论世,更是重在论述文学自身的沿承变革

    邱华栋对我说:“二十多年来,我通过大量的阅读,脑子里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想法,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优秀作家仿佛是一位作家,大家们实际上在写着一本巨大的书,所有的优秀作家彼此联系,彼此影响,在写作着一本有着一个统一文学精神的无比宏大的书,而每一个作家,则是在写作着这个巨著的一个章节。比如,从卡夫卡到福克纳,再到马尔克斯,又到莫言,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关联。甚至从最古老的诗人荷马,到20世纪之后这些优秀的作家,都是一个家族的,他们干的是同一件事情,都在写着彼此联系的一本巨著,用类似《圣经》的那种集体的写作方式。我还发现了很多作家之间有继承和彼此影响的关系,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个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形成了新的文学的历史。

    当天下午在洛带镇举行的凸凹小说《甑子场》研讨会上,邱华栋主持了会议,他梳理并总结了他所感受到的四川小说的精神气质。他的结论是:“四川小说里天然地有摆龙门阵的味道,有豪侠气,传奇性,有历史感,有一股子野气,人物的命运在历史的深处起伏,这是一个江湖世界,人来人往,在演出一种活剧。其中诗人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则属于我心中‘典型的四川小说’。”他进一步分析说:“成都凸凹的长篇小说《甑子场》的出版,让我感到了吃惊。仔细地阅读这本书,我就明白了这是他的力作。一个作家能写多少,能写到什么高度,大致是有定数的。因为每个作家的写作资源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凸凹这次是将自己的写作资源用到了极致,写出了他的代表作。”

    会后他告诉我,大前天自己还在台湾,翌日一早就必须离开这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要参加浙江的一个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这就是华仔的文学踪迹史。

 


【实录】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是对话关系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出访了很多国家,比如西方国家对当下汉语写作是一种什么态度?

    邱华栋(以下简称邱):我们说的汉语文学、华语文学概念自然要大于中国文学,为方便起见,在我们的对话里均使用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大格局,中国文学完全与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西班牙文学等齐头并进,并且已经构成了一种对话、互通的关系。也就是说,相比起影响力最强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来说,中国文学虽然所不及,但距离正在缩小,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里活跃程度,至少在前7名之内。这种趋势下,就促使中国作家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你的写作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缺乏读者的,而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认为,这首先是中国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表现,莫言的写作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一环,从卡夫卡、普鲁斯特到海明威、福克纳,现代文学潮流一直在各大洲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进入了黄金30年,莫言绝对是这30年的最佳代表。

 

    记:在很多人印象里,中国作家总是被西方文学牵着鼻子走。说得不好听,一直是西方文学的“函授学生”……

    邱: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末之前比较突出。但近十几年来,当代作家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经过持续努力,不但迅速弥补了这一差异,而且把建国以后被各种运动所耽误的时间追回来了。中国作家的作品与世界文学阅读市场已经是一种“共时性”的关系。比如,小说家余华的作品被大量翻译,而且销量不俗。曾经在你们成都生活较长时间的麦家,就在文学界和影视界掀起一股“密码风”和“谍战潮”,带动了谍战文学影视产业,被誉为“中国谍战之父”。现在这股风潮吹向了海外,小说《解密》英译本在西方35个国家畅销,创造了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麦家重新定义了中国当代作家在海外市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2014221日,《纽约时报》以数千字篇幅对麦家作了《一个中国谍战小说家笔下的隐秘世界》的报道,结合斯诺登事件,提出麦家作品的“现实意义”,并引用了麦家的话结尾:“文学的意义永远高于政治”。

 

    记:书籍销售量固然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但销售量却是至关重要的指标。

    邱: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2014年在西方国家非常热,西方对他的评价是:“他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20141110日的《纽约时报》刊出了有关刘慈欣及科幻小说《三体》的报道,认为极有可能改变美国科幻小说迷的口味……并位列纽约英语畅销书榜第一名。实事求是地讲,这非常了不起!

 

    记:目前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哪里国家最受欢迎?

    邱:翻译当代中国作家作品最多的是法国。也许难以想象,一个人口远不及四川的法国,才6500万人,一本翻译小说一版印几万册是很普遍的。“文化强县”、“文化强市”之类的口号铺天盖地,看看别人怎么做的?我不算很重要的作家,我的作品译成法语的就有5本;王安忆的《长恨歌》法文版出版3年来累计销售几万册;阿来的小说在法国也卖得不错;法国《世界报》评价阎连科的《炸裂志》称:“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没有人像他那样以小说的形式高屋建瓴地把握社会,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反过来看,法国文学体现了无比的开放性和极端性。例如新小说派作家,还有一些法国小说家已经把小说推到了某种极端,产生了“极致阅读体验”。比如2013年出版的两部法国小说:一部是长达1200页、重达13公斤的长篇小说《出生》,作者叫扬·穆瓦。如此长的小说,竟然主要写了主人公在娘胎里和襁褓里的时光,最后才写了一点童年生活。小说都是独白、对话和议论。前面100页,都是主人公在娘胎里对父母的诅咒。真是有趣极了的大书。另一部小说,我则将之称为“物”小说的极端之作。在这部《室内》中,作者托马·克莱尔用了3年的时间把自己关在50平米的房里,然后对卧室、浴室、门厅、书房、客厅、厕所、厨房进行事无巨细的书写,完美地书写了他地盘上所有的东西的存在意义……相比而言,我觉得中国作家也应该多在一些艺术想法上更加极端。

 


 

中国文学呈现一种金字塔结构

 

    记:你如何看待目前国内文学市场的结构?

    邱:就是一种金字塔结构。顶端的自然是莫言、余华、阿来、麦家等等大师基质的作家;中间是实力作家;最大最底层的是网络写作。没有门槛固然自由痛快,个别优秀者脱颖而出,将网络文学变成了纸质出版物或者影视作品,并不能证明网络写作能够代表汉语写作的高水平。初步估计,现在写诗的人有几百万,每个省也有10万诗人,如此庞大的群落,让读者知道的有多少呢?但写作毕竟是一门专业、艰苦、持续的灵魂工作,但是没有宽大的基座,顶端也不会太高。

 

    记:从推动文学产出的部门来看呢?

    邱:各地作协、出版社、市场、民间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种多元共生的文学出版、制作局面,我对此报以比较乐观的态度。作家不要总是过多地抱怨环境,而是你是否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地扎在写作,在思考?!目前每一年国内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大体在4000部左右,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网络或者自费出版,几乎没有进入公共阅读领域。剩下1000部左右具有一定文学价值,是进入阅读领域的。其实这个总量并不大,比如法国每年进入到69月这三个月的“出版季节”,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到800多种。

 

    记:目前文学期刊的情况如何?

    邱:第一,中国是全世界文学期刊最多的国家。国家级、省市作协、区县文联等均在办文学期刊,大体数量在1500种,这尚不包括难以统计的民间文学期刊。第二,中国也是全世界文学期刊发行量最大的国家。《人民文学》维持在五六万份、《长篇小说选刊》十几万分、《小说月报》也在二十几万份左右,《小小说选刊》等更高。你不能拿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期刊情况来比,那个时代一是思想、文艺复兴,二是当时国人除了“爱好文学”外,没有旅游没有射箭跑马没有卡拉OK没有酒吧。法国有几百种同人文学期刊,发行量最大的也就1500份。俄罗斯享有盛誉的《十月》《新世界》在高峰时期动辄一二百万份,现在也就几万份。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是《巴黎评论》和《格兰塔》,发行量分别是9000份到四五万份。目前全世界文学期刊发行量最大的是日本具有80年悠久历史的《文艺春秋》,现在还保持在七八十万份月发行量的水平。从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是正常的,而且是强大的。我每每一听到说“中国文学期刊难以为继”的论调,就知道是不看世界的人臆想的。

 

    记:目前有很多作家在通过阐释传统经典来写作,叫文化散文,你如何看?

    邱:这些写作就是对《四书》《五经》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的集注,意思不大。60多年来,汉语散文有三次值得重视的起与落,一是成为“杨朔风格”的散文;二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归来者”们的散文,叫“重放的鲜花”,有很多好散文;第三,在90年代末期,是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等一大批新散文家们的巨大贡献与冲击力。北京写作圈里有一个“新散文四人帮”的比喻,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和你蒋蓝,几乎就是当下新散文的高峰时段,你们每人都有上百万字作品摆在那里。在祝勇的推动、阐释之下,你们加上黑陶等等一二十位散文家贯穿了近二十年的散文写作,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深入和持续。这也使我们发现,正如诺奖得主奈保尔将以前的“游记”扩展为一种伟大的文体一样,新散文家对汉语散文文体的开掘意义必将落地开花……另外,《人民文学》近年来力推“非虚构写作”;还有“边地散文”,比如李娟、刘亮程的散文;还有“闺阁体散文”,作者多是90后的女作家,充满柔美气息,影响也很大。

 


对四川文学写作的期许

    记:目前四川的文学写作总体水平如何?

    邱:中国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里来自四川的很多,当时有一种四川传统。八九十年代四川文学最大的贡献主要在诗歌,这个谱系保持到了现在。但当代四川优秀的小说家均是个体,阿来、何大草、罗伟章、凸凹等等,像孤独的峨眉山一样独秀,没有形成一种群体实力。散文、随笔领域就更孤独了……

 

    记:这些现状的原因复杂。你可否提点建议?

    邱:四川应该具有一个良性的、培养青年作家成长的机制。这一方面,浙江省做得非常好,各地作协、文学团体在人才机制、奖励机制、待遇等方面向创作倾斜,向青年人倾斜,落到实处,一批一批的青年作家逐渐脱颖而出,实现了薪尽火传的文学人才更替。总体上看,中国文学每天都在有华人的地方迅速地发展变化和提高,我们已经有本土的莫言和法国的高行健两个汉语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关键是作家自己能不能写出好作品,每个作家只要多想想如何超越自己,你就肯定也超越了别人。虽然面临全媒体时代文学生产、传播形态的改变,但是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会有大的变化。让我们期待更多天才在四川出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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