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卡读《甑子场》

《北海日报》2015.1.11载：

“他是语言的烹调大师”

——读成都凸凹的《甑子场》

◎赵 卡

他首先是诗人。在读到成都凸凹的小说《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仅仅过了三分之一篇幅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了安东尼奥·马查多的两句诗：一句是“愤怒而忧郁的拖着黑色影子的酒徒”，另一句是“邪恶之徒大步流星，污染着大地……”客家古镇的狗血剧情已经确定，军匪们粉墨登场，或求助于政治与性的欢愉，或投身于一种日常神话；在我看来，前诗人成都凸凹再次见证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诗意语言始终被一种强劲的意志统御，这不能归因于偶然，而是他的必然，无论是诗还是小说，“凸凹体”的独特修辞学已经被他牢牢坐实。

根据主题我们发现，《甑子场》是一件由田野调查性质的非虚构文本中途转向长篇小说的事物，当成都凸凹确定他书写的事物是一部小说的时候，《甑子场》的风格就有了马尔克斯式的诡谲和莫言式的凶悍；和那些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我认为，在成都凸凹的小说序列里——尤其是这部《甑子场》——苦难被归入了幸福意志这种不朽的形式。如“扣儿”和那些带枪或不带枪的男人们掀起的狂风暴雨，比回忆录还生动的是这样的炽烈故事：“邪恶之徒大步流星”搅动了国家的历史，每一张面孔在被讲述出来的那一刻，成都凸凹井然有序地重构了他们的令人心碎的记忆，仿佛一部自传唤醒了另一部自传，这种建构生发了一种繁复的奇特感，浮夸而热烈。

“枪”这个令人生畏的器物在《甑子场》里是一种双重暴力隐喻：政治的和色情的。“枪”也是这部小说的形式要素，它能摧毁轻视它的一切力量，也能修复它摧毁了的事物，仿佛四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新政权和土著；回到小说的形式上讲，凡是轻视这部小说形式的人，也必将被这部小说的形式蔑视，说句外行的话吧，我从成都凸凹的这部小说中忽然发现了小说另有自己的神秘替身。

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写道，“如果一场革命成功了，而且一个新的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其发生和成功的不合法性不能免除这种义务：努力使他们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适应新的秩序。”遗憾的是，我们在这部小说里却发现了一个坏的体制，“收枪”和“征粮”使人民的权利受到了切实的损害，尽管反叛从来都不是合法的，但一个个以暴力或阴谋裹挟进所谓革命暴乱的人，其狂热的价值美学如何经得住时间的打折。我认为成都凸凹故意凸显了小说在意识形态上的模棱两可性，他对那些叛乱者无法寄予同情，也没有曲意逢迎共产党的军队，甚至还带出了几分不太友好的讥诮；他紧密关注的是一个具有小国雏形的客家小镇，以甑子场为中心的地方风俗、秘密会社、剿匪、平叛、情欲等等传奇均置于国共之间的暴力意识形态之下，成都凸凹所用的写作技巧是唾星四溅式的，他比说书人还专注于故事的主体叙述效果，比一个深思熟虑的工匠更在意材料和结构，他是语言的烹调大师，句式的劫匪。这么做的确要冒一定的风险，《甑子场》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厚重感如同巨石破裂，他一边在围观血腥的场面，一边在抚慰受害者，在人性诉求的技术层面上，难道成都凸凹曾求助于瓦格纳的音乐或波拉尼奥的孤独感？

《甑子场》让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和解的迹象，在历史的巨轮碾压下，人们普遍缺乏痛切的自我反省，举例说，小说里连对话都像废话（个人私下里认为最好的对话就是废话）；我不得不怀疑成都凸凹放弃了一部名作的打算，不，他写到的那些鲜活的面孔都被无情的清洗了，“以正义自居”的产物在修辞与道德上都缺乏它应有的效果。这是小说需要意识到并完成的一种现实，当它发现另外一种形式可以让它表达出不可表达的事物时，在此是否可套用史蒂文斯的说法，小说“更像是一种关于现实的新知识”，难道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成都凸凹的《甑子场》对什么是小说的现实已经作出了精确的回答。

〖作者简介〗赵卡，原名赵先峰，1971年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从事诗歌、小说、随笔和理论批评写作。著有诗集《厌世者说》。作品散见《长江文艺》《山花》《钟山》《青年文学》《大家》等刊物。现居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