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地带的诗意勘探——读《甑子场》

《文艺报》 2015.2.9第二版（文学评论版）载：

模糊地带的诗意勘探

——读长篇小说《甑子场》

王国平

成都凸凹以笔为刀，对成都平原一段真实的历史进行了文学化的勘探与解剖。

历史总是不可遏制地向前奔袭、突进，让历史的记录往往显得无所适从，摸不着头脑，跟不上步伐。于是，一般人了解到的历史，经常是粗线条的，知悉一个大概，对某些特定的节点熟谙在心，而对具体细部纹路却知之甚少。但是，历史的价值与味道，可能就蕴藏在这些被人忽视的具体细部的沟沟坎坎里。它们有温度，有色泽，有光芒，亟待以某种方式被激活、唤醒。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改天换地式的历史节点。历史在这一天被铿锵地截成两段：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场域中，前一个段落的叙述充满了对旧时代的控诉与愤懑，后一个段落的叙述有着迎接新生政权诞生的欢欣与豪迈。成都凸凹的《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12）告诉读者，这两个段落转换的当口，依然存在着人与人的虎视眈眈，力与力的短兵相接。新中国宣告成立了，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封建顽固势力并没有停歇他们的气息，而是伺机制造暴乱，大搞破坏，妄图对新生政权来一个下马威。所以，毛泽东大笔一挥，签署《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令，一场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战斗旋即打响。在历史教科书中，这个部分不过用三言两语做一番蜻蜓点水式的交代，然而到了成都凸凹手里，却被铸成了一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

《甑子场》的问世彰显出文学的价值与优长。在历史细部被渐渐遗忘之际，文学可以将其打捞出来，视为宝贝，并借助艺术的手段和功力，使其获取新的空间，按照自己的节奏尽情地伸展。《甑子场》的叙事以历史上真实发生在成都平原上的“龙潭寺惨案”“三三叛乱”为底色，经由作者的艺术描摹与精神锻造，最终指向人的命运轨迹。

时代变革、转型的当口，是比较容易生发出饱满故事的。这是一个模糊与边界地带，是一个过渡时期。是往前迈一步，还是往后退一步，对人都是考验。身处这样的地带，人才会真正迫切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走，最终的选择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与格局，也可以看出时势对人的俯瞰与挤压。在这样的地带，人被放置在火中烤，人的性格、品质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趋向极致，经受一番心灵的拷打。时代那么火热，历史那么耀眼，这些不在舞台中央的人们最终的命运如何？《甑子场》中出现的安、禾、蛋、乌、菜、鱼儿、扣儿等人的命运轨迹分明在昭示，他们把控不了自己，或者被一种狂热的力量引向毁灭，或者糊里糊涂就被纳入另一种体系，或者在不明不白中打发漫长的光阴。所以，《甑子场》挣脱了简单革命叙事的套路，没有迫使人物进行非此即彼的“站队”，分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坏人，而是将小说推向了人性化探究与思考的轨道上。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尘埃中消弭得无踪无影的小人物。”作者在扉页上标注的这句宣言，道尽了他的意图与期冀。相信他送上的这份“礼物”可以让这些“小人物”感到欣慰和温暖。

这份温暖或许更多地源于整部作品充盈着一股浓郁的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部经过诗的浸泡与涵养的长篇小说。作者曾经是先锋诗人，这回首次操持起长篇小说来。按照理论的规范，小说与诗歌文体两分，但诗的精神、先锋的精神依然在《甑子场》的文字之间活泼地跳跃。因了诗意，因了先锋，在作者的笔下，空间基本上是恒定的，固定在“甑子场”一隅，但时间却顽皮得很，不给暗示与铺垫，在历史和现实的间隙里上下乱窜、来回穿梭。也就是说，空间稳住“钓鱼台”，时间不设防。因了诗意，因了先锋，《甑子场》中的虚构与真实（历史）之间的界线不是很清晰，两者维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欲拒还迎的状态。明明是虚构的，却朝着真实的方向倚靠；明明是真实的，在虚构的笼罩下反而显得有点走形。或许，这就是文学家族的新品种——非虚构小说？

读《甑子场》，有一种语言快感时刻在伴随。其实，阅读的过程并不顺畅。这不是因为有理解上的障碍与隔阂，而是时不时需要缓一缓，进行一番诗意的回味。

有的文学作品情节富有张力，环环相扣，动人心弦，一句赶一句，需要一口气顺畅地读下来，急着想了解故事到底向哪个方向行进，最终冲向哪个终点。这就是“拿得起放不下”。但是，很有可能在放下的时候心里很是烦闷，甚至是愤怒：你就写了个这个？于是，放下了就可能永远放下了。

读《甑子场》，却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过程。往往是读一个段落或一个句子，就要暂时停歇一阵，回想一下，慢慢地进行反刍、咀嚼，在脑海里“放电影”，体验瞬间带来的阅读快感，体会此时此地此中的真意。稍事停顿，把自己放空了，再重新出发，接受另一场诗意的洗礼。

为何是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主要在于作者对事物和内心的把握与诠释，往往让人眼前一亮。已然枯萎的东西，经过他的锤炼和燃烧，呈现出来的是鲜活的面目和动听的乐章。他总是自然地引导读者重新打量这个世界，换一个角度看天看地看人间。

“我看见扣儿婆婆冲进卧室的身形，竟像一粒能量饱满的年轻的动词。”“扣儿的天气很冷，一点不春天。”“人的寂静与大自然的不寂静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对立，舒缓的紧张。”“下边能盛下一百吨玉米的眼袋。”“她还没有等到土改到来，自己的神经就被儿子的死亡事实给土改了。”“两个男人匆匆的脚步，牵出了远远近近的几声犬吠。”这样的句子散落在整部作品中间，给人一种“陌生化”之后的会意。由于诗意的参与，原本比较冷峻、坚硬的题材，显得有些轻淡与清逸。

读《后记》，感觉这部作品的成书过程就是一首诗。为自己居家生活的龙泉驿写一部作品，是成都凸凹的一个夙愿。但他苦于无法找寻到一个切实的支点。直至一位退休警察在一段讲述文字中提及“一个中年妇女”的女儿，顿时把他点燃了，“生发了这个小说又救了这个小说的命”。这个过程何尝不是诗的安排？

不过，整部作品的诗意似乎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有断裂的感觉。或许作者将这方土地的历史、掌故、风情和盘托出的愿望过于迫切，于是把很多资料性的内容强行安插在叙述途中，进行报告式的交代。特别是对客家文化的介绍，显得冗长而沉闷，生生地将诗意阻隔了。而且，书的后半部分，为了让故事脉络完整起来，作者不得不对前半部分悬置的叙事环节进行补漏，于是用力颇深，甚至使上了蛮力，显得急促，缺了前半部分那份醉人的从容。

一个写作者，恐怕一生要写好三本书，分别献给母亲、恋人和故土。不管如何，成都凸凹以这部《甑子场》完成了他的一项使命。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首作品叫《已经过了一点》，其中他写道：“你瞧世界变得如此沉静，/夜晚用星星的献礼包裹天空。/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会想起身/向时代，历史，宇宙说话”（陈黎、张芬龄译）。我想，除此之外，成都凸凹还在以这部书向跌宕的女性命运说话，向幽远的人性世界说话。

〖作者简介〗王国平，江西九江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光明日报》文艺部文学评论版主编。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