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痛下决心签发剿匪令？《甑子场》对六十多年前的事件真相首次揭秘！

    《甑子场》：尽述红色往事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成都东山地区一个迷雾缱绻、石头会说话的客家小镇。
从解放后到土改前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对新政权和一群陌生人的突然闯入，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荷锄桑野的农民们，睁大了茫然的眼睛。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护送他去某国大使馆赴任的一个加强班，途经成都郊外龙潭寺乡时，被叛乱分子惨无人道地开膛剖肚、凌迟惨杀，史称“龙潭寺惨案”。
    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剿匪战斗在全国打响。
    成都平原上，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镇甑子场为中心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
    长篇小说《甑子场》以“龙潭寺惨案”和洛带镇“三三叛乱”以及叛乱发生前后的诸多真实信息为背景，将故事整合、锁定在一个政权更迭不断的场镇“龙洛镇”上，以历史和现实相互穿插的回环结构，传奇而又真实地讲叙了中国解放初期大背景下，一个女人与三个带枪的男人和一个不带枪的男人之间的温软而残忍的独特情感博弈。在变天与反变天的血腥博弈中，又切转出了桃花与罂粟花的故事。而变天与反变天的历史记忆，又是从当下变地与反变地的对峙与冲突中牵扯而来……

    一

    《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是2014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收获！这部另类的关于新中国剿匪题材的小说承继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脉络，并克服了意识形态立场的偏颇，通过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脉络的清晰梳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现场的真实图景。

    二

    从题材而言，《甑子场》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占据了非同寻常的地位。“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曾经塑造了无数中国人的革命记忆与英雄想象。但这些“红色经典”作品由于秉承二元对立的僵硬逻辑，使作品带上过于明显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色彩；它们所塑造的我方“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敌方的猥琐、愚蠢、不堪一击以及各种漫画化、平面化的叙述手法，虽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情境中很好地达到一种宣传和教育效果，但也无疑大大简化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某种意义上附和乃至强化了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图景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因此，当历史语境大幅度变化后，这些当年的“红色经典”的经典地位也就逐渐沉沦。取而代之的是八十年代末以来莫言、乔良、周梅森等人兴起的“新历史小说”，而当年的先锋派主将格非、苏童、叶兆言、北村事实上都以自己的作品突破了“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的创作也进一步丰硕了“新历史小说”的实绩。
    凸凹的《甑子场》从创作理念、叙述手法而言无疑属于“新历史小说”的系列范畴，但它依然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评论家王春林在评述叶广芩的历史小说《青木川》时指出了当前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偏颇。如果说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无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无条件地肯定他们表现的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那么，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作品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流露出简单否定当时的历史运动的思想倾向。莫言与严歌苓不约而同地将西门闹与孙怀清处理成了不应该在土改时被冤屈处死的正面形象。虽然他们都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但这一切属于他们的土地与财产却都是由于他们特别聪明能干特别善于勤俭持家的结果。对此，王春林认为，“我虽然不怀疑如同西门闹与孙怀清这样温情善良的‘好’地主形象在个案意义上的真实性，但这样的形象究竟具有多大意义上的普遍性呢？对于这一点，我甚感怀疑。以阶级视角衡量评价一切事物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一种人性论的立场而完全消解阶级的存在，否认压迫剥削现象的存在也同样是不合理的。”《青木川》则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立场，塑造了魏富堂这位善恶参半、既有着斑斑的杀人血迹，同时又为地方的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地主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也就意味着那一段历史状态本身的复杂性。
    《甑子场》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在创作理念上同样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立场，尽可能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作者凸凹在成都龙泉驿居住了七八年后，偶然从《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等资料中逐渐了解到发生在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区域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1950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护送他的一个加强班，经过成都龙潭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破肚，史称“龙潭寺惨案”；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小村镇连接着大历史，但几十年后，烟消云散，这一切却慢慢被人们淡忘，“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让后人看清历史的真相，正如作者所言，“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而对于作家凸凹而言，要呈现这一切、带领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的一个捷径是找到鲜活的人物形象。“人”活了，历史也就活了。
《甑子场》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据史料记载，“龙潭寺惨案”起因于一个乡村妇女被当地恶霸抢走导致的纠纷和杀人事件。一个女人引发了一场战争，这一事件令我们自然联想起古希腊传说中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显然，凸凹也受到了这一传说的启发，以乡村美女扣儿为中心，将历史事件中各方力量的代表人物聚集起来，成就了一出精彩纷呈的历史与人性的戏剧。
    围绕在扣儿周围的小说男主人公基本上都有历史人物原型。安，龙洛镇长。与叶广芩在《青木川》中塑造的地主形象魏富堂相似，安也是一个善恶参半的复杂角色。他的人物原型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作者秉承历史事实，写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安能力不凡，治理有方，但又独断专行、黑白两道皆通。建国后，作为一个新旧过渡的人物，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疑虑。把家人安排到国外后，他一直徘徊在共产党、国民党叛匪势力之间，游移不定。最后，因为鱼儿的暗算和禾的敌意、妒忌被当成叛匪同谋镇压。这样一个善恶参半、瞻前顾后的乡、镇长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无疑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而他的最终命运也喻示那个特殊时代僵硬的政治政策的确值得反思。
    鱼儿，原为扣儿家中长工之子，因为暗恋扣儿跟随她到甑子场，后来加入袍哥组织并在暴乱中充当主角。与其他剿匪类题材作品不同，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叛匪头目加以简单化地负面塑造。作者有意强化了他行动背后的情感逻辑。他杀人放火、加入反动组织等一系列的行为实质上都是为了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有可能赢得扣儿。
而在通常的剿匪小说中扮演正面角色的解放军禾（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二科科长）尽管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运筹帷幄，但他的极端仇富心理、对时局政策的理解无不带有那一特殊时期的偏执。加上他对安最终赢得扣儿的嫉妒心理，使得他在叛乱事件后对安的审查中携带了私心与成见，导致了安的死刑。这一人物的塑造显然颠覆了旧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的单向度刻意拔高，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博弈、纠结刻画出更为生动可信的形象。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195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成都平原上为什么会发生那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大事何以又牵动了整个共和国的神经并引发了后续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高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按照一般性的历史叙述，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但这种叙述的正确性仅限于宏观层面。事实上，直到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才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下，解放了被国民党占据的最后一块地区——包括成都在内的大西南。而成都平原的普通老百姓直到1950年春才逐渐明白了“变天”/解放的事实。由于宣传工作的滞后，解放军征粮队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简单化，叛匪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和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变天”的谣传，消息闭塞、文化水平低下的乡镇农民、袍哥组织成员在叛匪的胁迫、煽动下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叛乱，使新中国剿匪斗争的第一枪在成都东山地区开响。在阅读《甑子场》之前，我并不知道共和国历史上的全国剿匪战斗始于成都平原，也不知道在这次历史重大事件中有许多小人物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知道1950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间对于当时的富人、普通农民的命运与日常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作者为我们一一梳理了参与这一复杂历史事件的各方力量，解放军野战部队、公安部队、国民党叛匪、袍哥组织、乡镇长所代表的原地方势力及其自卫武装、客家宗族力量。诸种势力互相较量、博弈、拉拢、窥视、猜疑，这一切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甑子场》借助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地域的特殊历史，将建国初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历史镜像异常清晰地加以展现，其意义显然不能局限于一隅，而是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

    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今人的历史眼光和价值判断；同时，任何历史叙述只有有效应对当下的时代问题，才能引起当代读者的深层次共鸣。
    小说设置了历史与当代两个叙述时空，两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扣儿和禾贯穿了两个时空。这种安排无疑有着作者的匠心所在。禾是传统剿匪小说中的英雄，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禾事实上承担了“历史忏悔者”的角色。
    禾凭借自己的机智聪明和扣儿提供的帮助在处理“龙潭寺惨案”、“三三叛乱”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对安的处理显然包含了私心与成见。他对扣儿饱含深情，但又充满愧疚心理，他的忏悔心理浓缩在那八十一个字中，“爱你，但不值得你爱。爱是自私的，我是不自私的，但我不是爱的反面。现在看来是我错了，我毁了组织荣誉。该镇压的，是我。安或许冤枉，鱼儿后来说过安没参加叛乱。为维护组织荣誉，我隐瞒了真相，我是禾。”这不仅仅是禾对于自己错杀了安的忏悔，更是禾多年后对于自己当时坚信的斗争哲学、仇富哲学的忏悔。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哲学，一分为二的僵硬的阶级斗争哲学，由此导致“在六十一年前为官，哪怕只是一个乡镇长、保甲长，哪怕啥都没做，哪怕他是清官，大孝子，好情人，都没用，脑袋随时都有掉下的危险。”多年后，禾的子孙都成了富人。这同样是对禾当年仇富哲学的一种有力反驳。
    扣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虽然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事件的进程，但这些变化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她是小说中力量最为弱小的角色之一，是历史事件的被动承受者，“扣儿婆婆的一生是变天与反变天、变地与反变地。但扣儿婆婆自己的本意却无意改天换地，这些，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偏偏是，她的一生又处在变天换地的漩涡中，以一块关键礁石、一艘重要船只的角色，不能绕过，不能物外，只能成为不能躲逃的躲逃。忍受与挣扎，是她全部的努力。”而作者凸凹之所以创作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献给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尘埃中消弭得无踪无影的小人物。”扣儿就是这样的小人物。用禾的说法就是，扣儿为革命做了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亏欠了她。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乡村女子，遭遇了历史的种种波折与风雨，但她始终处在被动者的角色，在旁人的嘲笑与侮辱中艰难生存，缺少应有的被理解、被正视和被尊重，而《甑子场》的叙述则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乡村女子如同春日桃花绽放时的绚烂与美丽。小说的开篇和结篇都是“扣儿婆婆”。上半部的四章和下半部的三章都是分别以扣儿生命中的一个男人为叙述视角展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辐辏型的结构。鱼儿、禾、安、蛋这四位男主人公是辐，扣儿是辏。以一位小人物带动四位时代风云人物，既使得作品结构紧凑，不同叙述视角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复调叙述”，最大限度还原了历史的复杂图景；也使得一种平民化的底层视角弥漫全篇，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互动使整部作品染上浓厚的人文反思色彩。

    〖作者简介〗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醒客APP专栏评论家。 

《甑子场》：重构历史的真实图景

郑润良

一

《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是2014年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收获！这部另类的关于新中国剿匪题材的小说承继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创作脉络，并克服了意识形态立场的偏颇，通过立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脉络的清晰梳理，为我们重构了历史现场的真实图景。

二

从题材而言，《甑子场》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占据了非同寻常的地位。“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曾经塑造了无数中国人的革命记忆与英雄想象。但这些“红色经典”作品由于秉承二元对立的僵硬逻辑，使作品带上过于明显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色彩；它们所塑造的我方“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敌方的猥琐、愚蠢、不堪一击以及各种漫画化、平面化的叙述手法，虽然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情境中很好地达到一种宣传和教育效果，但也无疑大大简化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某种意义上附和乃至强化了当时强调“阶级斗争”图景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因此，当历史语境大幅度变化后，这些当年的“红色经典”的经典地位也就逐渐沉沦。取而代之的是八十年代末以来莫言、乔良、周梅森等人兴起的“新历史小说”，而当年的先锋派主将格非、苏童、叶兆言、北村事实上都以自己的作品突破了“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的创作也进一步丰硕了“新历史小说”的实绩。

凸凹的《甑子场》从创作理念、叙述手法而言无疑属于“新历史小说”的系列范畴，但它依然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评论家王春林在评述叶广芩的历史小说《青木川》时指出了当前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偏颇。如果说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十七年”时期的小说无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无条件地肯定他们表现的农业合作化等政治运动，那么，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等作品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流露出简单否定当时的历史运动的思想倾向。莫言与严歌苓不约而同地将西门闹与孙怀清处理成了不应该在土改时被冤屈处死的正面形象。虽然他们都是富甲一方的地主，但这一切属于他们的土地与财产却都是由于他们特别聪明能干特别善于勤俭持家的结果。对此，王春林认为，“我虽然不怀疑如同西门闹与孙怀清这样温情善良的‘好’地主形象在个案意义上的真实性，但这样的形象究竟具有多大意义上的普遍性呢？对于这一点，我甚感怀疑。以阶级视角衡量评价一切事物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一种人性论的立场而完全消解阶级的存在，否认压迫剥削现象的存在也同样是不合理的。”《青木川》则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立场，塑造了魏富堂这位善恶参半、既有着斑斑的杀人血迹，同时又为地方的经济乃至文化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地主形象。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也就意味着那一段历史状态本身的复杂性。

《甑子场》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在创作理念上同样超越了狭隘的意识形态立场，尽可能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作者凸凹在成都龙泉驿居住了七八年后，偶然从《成都市志》、《龙泉驿区志》、《简阳县志》等资料中逐渐了解到发生在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区域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1950年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护送他的一个加强班，经过成都龙潭乡时，被数千叛乱分子武装拦截，遭到惨无人道的开膛破肚，史称“龙潭寺惨案”；紧接“龙潭寺惨案”，更大的“三三叛乱”又在以洛带为腹心，龙泉、龙潭寺、西河等乡镇为依托的成都东山地区爆发。“以‘龙潭寺惨案’为发端的西南各地土匪暴乱事件，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震怒，于1950年3月签发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剿匪令。自此，‘变天’与反‘变天’的较量与斗争开始了；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剿匪战斗正式打响；自此，平叛与剿匪这对硬词，浩大而血腥地嵌进了中国历史书写，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小村镇连接着大历史，但几十年后，烟消云散，这一切却慢慢被人们淡忘，“我知道，大多数龙泉驿人，更大多数成都平原人，他们至今都不知道——还有更多的川渝人，更更多的国人，以及异邦的同类呢？”“忽略和更改重大史实，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历史事实，让后人看清历史的真相，正如作者所言，“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本是一位作家的良心所在与道德使然。”

而对于作家凸凹而言，要呈现这一切、带领读者回到真实的历史现场的一个捷径是找到鲜活的人物形象。“人”活了，历史也就活了。

《甑子场》的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原型。据史料记载，“龙潭寺惨案”起因于一个乡村妇女被当地恶霸抢走导致的纠纷和杀人事件。一个女人引发了一场战争，这一事件令我们自然联想起古希腊传说中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显然，凸凹也受到了这一传说的启发，以乡村美女扣儿为中心，将历史事件中各方力量的代表人物聚集起来，成就了一出精彩纷呈的历史与人性的戏剧。

围绕在扣儿周围的小说男主人公基本上都有历史人物原型。安，龙洛镇长。与叶广芩在《青木川》中塑造的地主形象魏富堂相似，安也是一个善恶参半的复杂角色。他的人物原型是民国洛带的末代镇长，也是共和国洛带的首任镇长。作者秉承历史事实，写出了这一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安能力不凡，治理有方，但又独断专行、黑白两道皆通。建国后，作为一个新旧过渡的人物，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疑虑。把家人安排到国外后，他一直徘徊在共产党、国民党叛匪势力之间，游移不定。最后，因为鱼儿的暗算和禾的敌意、妒忌被当成叛匪同谋镇压。这样一个善恶参半、瞻前顾后的乡、镇长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无疑有着普遍的代表性，而他的最终命运也喻示那个特殊时代僵硬的政治政策的确值得反思。

鱼儿，原为扣儿家中长工之子，因为暗恋扣儿跟随她到甑子场，后来加入袍哥组织并在暴乱中充当主角。与其他剿匪类题材作品不同，作者并没有对这一叛匪头目加以简单化地负面塑造。作者有意强化了他行动背后的情感逻辑。他杀人放火、加入反动组织等一系列的行为实质上都是为了出人头地、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有可能赢得扣儿。

而在通常的剿匪小说中扮演正面角色的解放军禾（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政治保卫室二科科长）尽管在这些历史事件中表现了他的机智勇敢、运筹帷幄，但他的极端仇富心理、对时局政策的理解无不带有那一特殊时期的偏执。加上他对安最终赢得扣儿的嫉妒心理，使得他在叛乱事件后对安的审查中携带了私心与成见，导致了安的死刑。这一人物的塑造显然颠覆了旧革命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的单向度刻意拔高，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与理智的博弈、纠结刻画出更为生动可信的形象。

有了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1950年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在成都平原上为什么会发生那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些大事何以又牵动了整个共和国的神经并引发了后续的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高声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按照一般性的历史叙述，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但这种叙述的正确性仅限于宏观层面。事实上，直到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才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率领下，解放了被国民党占据的最后一块地区——包括成都在内的大西南。而成都平原的普通老百姓直到1950年春才逐渐明白了“变天”/解放的事实。由于宣传工作的滞后，解放军征粮队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简单化，叛匪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和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反“变天”的谣传，消息闭塞、文化水平低下的乡镇农民、袍哥组织成员在叛匪的胁迫、煽动下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叛乱，使新中国剿匪斗争的第一枪在成都东山地区开响。在阅读《甑子场》之前，我并不知道共和国历史上的全国剿匪战斗始于成都平原，也不知道在这次历史重大事件中有许多小人物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不知道1950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间对于当时的富人、普通农民的命运与日常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关联。作者为我们一一梳理了参与这一复杂历史事件的各方力量，解放军野战部队、公安部队、国民党叛匪、袍哥组织、乡镇长所代表的原地方势力及其自卫武装、客家宗族力量。诸种势力互相较量、博弈、拉拢、窥视、猜疑，这一切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甑子场》借助独特的地域优势和地域的特殊历史，将建国初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历史镜像异常清晰地加以展现，其意义显然不能局限于一隅，而是带有更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

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今人的历史眼光和价值判断；同时，任何历史叙述只有有效应对当下的时代问题，才能引起当代读者的深层次共鸣。

小说设置了历史与当代两个叙述时空，两个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扣儿和禾贯穿了两个时空。这种安排无疑有着作者的匠心所在。禾是传统剿匪小说中的英雄，但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禾事实上承担了“历史忏悔者”的角色。

禾凭借自己的机智聪明和扣儿提供的帮助在处理“龙潭寺惨案”、“三三叛乱”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对安的处理显然包含了私心与成见。他对扣儿饱含深情，但又充满愧疚心理，他的忏悔心理浓缩在那八十一个字中，“爱你，但不值得你爱。爱是自私的，我是不自私的，但我不是爱的反面。现在看来是我错了，我毁了组织荣誉。该镇压的，是我。安或许冤枉，鱼儿后来说过安没参加叛乱。为维护组织荣誉，我隐瞒了真相，我是禾。”这不仅仅是禾对于自己错杀了安的忏悔，更是禾多年后对于自己当时坚信的斗争哲学、仇富哲学的忏悔。那是那个时代的普遍哲学，一分为二的僵硬的阶级斗争哲学，由此导致“在六十一年前为官，哪怕只是一个乡镇长、保甲长，哪怕啥都没做，哪怕他是清官，大孝子，好情人，都没用，脑袋随时都有掉下的危险。”多年后，禾的子孙都成了富人。这同样是对禾当年仇富哲学的一种有力反驳。

扣儿是小说的中心人物，虽然她也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事件的进程，但这些变化并非出于她的本意，她是小说中力量最为弱小的角色之一，是历史事件的被动承受者，“扣儿婆婆的一生是变天与反变天、变地与反变地。但扣儿婆婆自己的本意却无意改天换地，这些，她一点兴趣都没有。偏偏是，她的一生又处在变天换地的漩涡中，以一块关键礁石、一艘重要船只的角色，不能绕过，不能物外，只能成为不能躲逃的躲逃。忍受与挣扎，是她全部的努力。”而作者凸凹之所以创作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献给那些牵动了历史重大事件与重大进程而又在历史尘埃中消弭得无踪无影的小人物。”扣儿就是这样的小人物。用禾的说法就是，扣儿为革命做了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亏欠了她。这样一个美丽善良的乡村女子，遭遇了历史的种种波折与风雨，但她始终处在被动者的角色，在旁人的嘲笑与侮辱中艰难生存，缺少应有的被理解、被正视和被尊重，而《甑子场》的叙述则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乡村女子如同春日桃花绽放时的绚烂与美丽。小说的开篇和结篇都是“扣儿婆婆”。上半部的四章和下半部的三章都是分别以扣儿生命中的一个男人为叙述视角展开，使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辐辏型的结构。鱼儿、禾、安、蛋这四位男主人公是辐，扣儿是辏。以一位小人物带动四位时代风云人物，既使得作品结构紧凑，不同叙述视角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构成“复调叙述”，最大限度还原了历史的复杂图景；也使得一种平民化的底层视角弥漫全篇，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互动使整部作品染上浓厚的人文反思色彩。

                                    2014-12-9

〖作者简介〗郑润良，1976年生，福建福安人。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中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醒客APP专栏评论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批评，目前侧重关注当代中短篇小说及军旅文学。现居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