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创建
——长篇小说《甑子场》语言及其他
徐甲子
执笔本文之前我曾说过,小说写到今天,似乎到了难以跨越的地步。而《甑子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的问世,预示着又一种写作式样的可能。作为诗人的凸凹对原本僵硬的小说语言进行了一次革新与拓展;作为作家的凸凹则以其独特的构划对小说文本进行了一次破坏甚至颠覆。
1
两年前,当我接到凸凹发来的《甑子场》的初稿时,在之后两天的阅读中,我的心情愉悦而沉重。愉悦自然源于<<甑子场>>诗意的小说语言,沉重则源于这诗意语言内在的厚重与沉甸甸的弘大背景。
作为一个曾写作过诗歌与小说并还在写作的人,我懂得面对历史以及历史当中那些纷繁的人或过往的事,以何样的构思才可将迭宕起伏的历史事件钩沉于今,并且在枯燥的人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小说文本中让语词调配得错落有致,而不至于随波逐流,千孔一面。读完《甑子场》,我感言,凸凹做到了,且做得干净又漂亮。
2
就文本而言,《甑子场》的整个布局显然是经过精心设制和安排的。从小说人物名字,人物的情感及命运走向,到小说人物简洁的戏剧般的对白;从故事情节的发展,到作者极具特色的语言描述。凸凹将诗写经验与小说叙述有机融为一体,让阅读变得流畅而富有空间。
弗里德曼曾提出“意识流的出现,让诗与小说自觉相融了。当这种融合、渗透不再让事件受到捆绑、摆布,作者乃至人物心灵,内心独白,思维空间也会伴着放射性的结构,而得到大大开拓”。我不知道凸凹在创作《甑子场》时是否受了诺瓦利斯《大革命与诗化小说》的启发,如何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旨蕴意念,自觉地把小说语言认作叙事者的外视角和小说人物的内视角的承接与转换。显然,在创作《甑子场》时,凸凹对于其写作语言进行了有意识的磨炼,多年的诗歌创作为凸凹小说诗性话语提供了契机,《甑子场》中诗性语言和大量词语的出现以及特定语句的有意建构,为其小说创造了故事的隐喻和抒情。也因了这样的隐喻与抒情,使得凸凹在<<甑子场>>的书写中掌破了其严密的结构框架,冲淡了完整的情节密度。
3
《甑子场》具有的审美价值,或表现为整体构思上寓于的诗情。它是凸凹经过精心提炼而创造的独特形象、细节、特定氛围、场景的描写,充满浓郁的抒情气息同时又凝聚丰蕴的哲理意味。《甑子场》的一些章节并不十分注重叙事功能,不唯以情节冲突来塑造人物性格,而是重视创造意境。它凭借诗的隐喻、象征和主情性,让时间、心理甚至气味变得浑然交融。
《甑子场》情节分崩离析而富有哲理性的诗意美,使之具有一种从有限的形象画面,升华到无限的思想、理念的高点,一种从具体的人物情节提高到普遍的意蕴、诗情的概括力度,它既有生活的具体实感、美感,又有引人思索的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
4
别林斯基曾说过:“创建文本,这本身就说明有才华,并且是不平凡的才华。”凸凹小说创作的成功,是其通过创建而形成的个性鲜明的文本,而其小说文本的支撑点又表现在他那极其简洁、自然、富于理性的优美行文上。走某条道路,但不任意而行。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认准方向,以足够的自由度对其命运一样的规划作以选择。我始终如一地敬仰这样的作家/诗人——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的传播者,以探索和挺出的勇气,敢于颠覆,勇于创建,哪怕牺牲,也要成为这个时代最优秀,最伟岸的高度。
5
我们知道,故事是小说之骨,而语言则是小说的血肉。凸凹借以发生在建国之初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将几个小人物的人生命运,爱恨情仇与庞大的国家记忆进行了一场“变与不变”的对峙、冲突,其错综复杂的情感,人性的善恶美丑,在凸凹犀利的笔下呈现出一幅特定年代的历史镜像。
我来了,我创建,我存在!《甑子场》可以作证:扣儿婆婆一定会为中国文学留一个符号,一如《边城》中的翠翠,《白鹿原》中的田小娥,《红高梁》中的九儿,中国文学记下这个符号的同时,也一定会记下凸凹的新文本小说。正如华尔华兹所言:“自然万物,从岩石/果木/花朵,到覆盖的道路,我无不赋予其生命,何况失血的人子。”
6
而今,凸凹一如继往地奔走在成都效外龙泉驿这块土地上,他是否像当年的福克纳,或似风雪中的帕斯捷尔纳克?凸凹用自已的方式为我们解读了那场贯穿六十年的历史,并以自已的方式为我们破译了一个女人与四个带枪不带枪男人的情感密码。
《甑子场》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小说,如果把它交给一般读者,那是对智慧的亵渎;《甑子场》也不能放入一般的书橱里,那是故弄风雅。这部作品应该放在它应该放的一个有分量的位置,让人品读,争呜。由此,我不能不说,《甑子场》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制造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2014年12月12日夜草于T8870次列车上
作者简历:徐甲子,又名甲子。四川省作协会员。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等300余篇(首)。小说《四季歌谣》获全国“铁流文学大奖”。诗《中国•拳击运动》获新加坡1999年华文诗歌大奖。曾任《天府成都》杂志执行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