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极地之书
——读卢一萍长篇小说《白山》
作者：凸凹
读罢卢一萍最新长篇小说《白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我几乎可以断定，这是一部完全超越了军旅小说既定经验与言说的更宽广视阈里的极地之书。之所以提到军旅二字，盖因卢一萍曾经的军旅作家身份和这部小说所覆含的军旅素材。而我更愿意把《白山》从军旅小说的马背上拽下来，放在人类社会的展台，置于时间和空间的十字架，用文学去认识文学、抵达文学。军旅是载不动也框不住无所不用其极的《白山》的。不管从哪个视域看，文学都大于军旅，高于军旅。
《白山》把军旅时间设置在1971年冬至1974年秋，非军旅时间锁定在解放后的20年间，即“这段时间人世刚好在发疯”的极端时代；将军旅地点设置在极地雪山世界屋脊上，非军旅地点锁定在德城县道城公社乐坝乡下。完成这项工作后，这个时代的作者，便开始了对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不动声色的耐心讲述。这样的讲述，一定是两线或并行或交叉的复调式推进。有意思的是，进入两线并存的双空间程序后，作者并没有移身切换场地，而只是用对话中的无数的口述故事来完成“军民结合”、“军民融合”，实现立体的复调美学，用乡村小经验、乡村小智慧来削解一个变形时代的宏大叙事。
农村青年凌五斗被批斗时从高凳上跌摔下来，脑子出现问题，变得不会说谎，人称傻子。被批斗，是因为其父、战斗英雄凌老四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父亲平反后，他成了革命烈士后代。当兵后，干过养猪、独守边防哨、牧马、当连长通信员，任炊事班副班长、饲养班班长、一班长、代理排长等工作。叫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傻子，一到海拔四千七百米以上的高原地区，就具备了过目不忘、毫无高原反应的超人能力，同时也能说谎话了。但一下山，只要说谎，他就嗓子发干，周身不适。不仅如此，因他心爱的两只小猪被残杀，他体内血红蛋白异化，皮肤变蓝，成了引发全球反应的蓝人。但凡高原上交他办的事，怎么干怎么成，每次都能引起军报和首长极大关注，这使他一跃成为全军先进典型。凌五斗三年的生活中出现过三个女人，依次是乐坝地主的小姐，雪山藏民的独女，部队首长的千金。三个女人，除了共同的美貌外，其身份、脾性等均有极大反差。——这就是这部四十多万字的小说讲的故事。
小说自前至后按时间顺序依次由“尘土”、“风”和“光明”上中下三部分构成，其名取自《藏传佛教·密宗》“宇宙由三重境界组成：上为光明，中为风，下为尘土。”不经意间，空间的纵极地转换成了时间的横极地，人与自然在佛的话语系统里和解。但那个时代的假话、大话、空话，与凌五斗的老实话却形成了格格不入的死结，正是在生成和解开这团死结的循环劳作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块波谲云诡的小说极地与文学飞地。从现实、理想、玄幻、寓言等因子中提纯的厚重、探索性与辨识度，是《白山》的一大收获和对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贡献。
脑残的凌五斗以极端的行为和勾连老家乐坝的嵌入式讲述，向强大的语境世界发动了一场浩大的、惊心动魄的、一个人的战争。但他的个人化的努力和坚持，最终在国家语境和集体美学中失守，并在无奈、妥协、屈从中归于无效。文学作品中塑造有不少成功的傻子形象，比如俄罗斯文学中的“傻子伊万”，比如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阎连科《黄金洞》中的“二憨”、余华《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苏童《罂粟之家》中的“演义”，等等。把现实与魔幻世界打通，在人世与天使间自由飞翔的傻子凌五斗，必将以一个幽默到极地的文学形象，跻身进知名文学人物花名册。作者以极大的生命勇气与文学智识，对伴行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自身内生的荒唐活动，用荒诞的手法，以牙还牙地进行了抗对与反思，还原了人性的本相与生命的尊严。
突然想到了“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的书生陶渊明。此前，我是读过卢一萍不少军旅作品的，我读到了作品人物的猛志，却没有读到作者的猛志。读《白山》，正相反，没有读到作品人物的猛志，却读到了作者的猛志。这个猛志来自文学，有文学的难度，却比文学更难、更大。
（原载《海南日报》2018年04月16日）
